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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利沙是明代五台山著名的密宗高僧

  竺颖
  五台山是文殊道场,文殊不仅是大乘空宗的奠基人,而且也是密教的肇始者之一。在密教中,他不仅是金刚乘的祖师,而且也是真言宗的核心菩萨。因此,他就受到中外历代密宗僧人的特别崇奉。
  文殊菩萨和释迦牟尼是同时代人。他不仅是释迦牟尼的左胁士菩萨,而且也是释迦牟尼的老乡。传说,文殊菩萨不仅是尼泊尔建国兴邦的奠基人,而且也是弘法建寺的保护神。所以,文殊菩萨早就受到了尼泊尔人民的信仰和尊崇,而他的道场五台山,也早就为尼泊尔僧人倾心崇拜和一心向往。倘有机缘来到中国,差不多都要去瞻礼五台山,朝拜文殊菩萨。就是活着时没有来过五台山,圆寂后也要来到五台山这一文殊净土。这就是尼泊尔僧人们的最大愿望。
  室利沙(1335——1426)、是尼泊尔的一位知识渊博的五明板的达,也是尼泊尔的一位名闻遐迩的密教高僧。明代明河撰的《补续高僧传》卷25,称他为实哩沙哩卜得罗。本《传》说,他是拶葛麻国王的次子,从小就聪颖过人,超凡脱俗。他虽然生于帝王之家,但对名利地位、金钱权势、富贵荣华,却毫无爱欲;反而对佛、法、僧三宝,恰是满心欢喜,倾心信仰。因此,在小时候,他就亲近一些高僧大德,常常去附近寺院,听他们讲说一些有趣的佛教故事。久而久之,犹如醍醐一样的法云雨露,就滋润了他那颗幼小纯洁的心灵。从而使他在少年时期就萌生了离尘脱俗的出家念头。16岁那年,他就毅然做出了一个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抉择。他请求父皇,要求出家,决心做一位转轮圣王。父皇见他年轻英俊,才华出众,口齿伶俐,能说善辩,是皇家的一个栋梁之才,真舍不得让其出家修道。但他苦苦哀求,决毅出家,几经劝阻,也毫无动摇。于是,父皇就想起了他那小时候“唯见佛法僧,则深起敬信”(<<补续高僧传》卷第25《大善国师传》)的情形,觉得这是命里注定的事情,所以也就答应了他的请求,遂派了几员大臣把他送到寺院,拜孤捺拶纳麻曷萨弥为师,剃发受具,结束了他那坐享其成的皇子生活,成了一位持钵乞食的自由僧人。从此,开始了他那礼佛拜菩萨、青灯伴黄卷的苦行僧涯。
  室利沙出家之后,在其师父的精心培育下,资受学业。他伴随着晨钟暮鼓,早起晚睡,就像寺院里的木鱼一样,眼睁睁地认真阅读经律论三藏;就像钉破锅的金刚钻一样,硬梆梆地孜孜追求世出世法的真谛。他显密双修,禅教并重,持戒笃严,没几年的工夫,就学会了印度的文字声韵、语言文学、工艺美术、建筑绘画、阴阳历数、医药法咒、论理逻辑、理论思维,弄通了五乘因果妙理等五明学问。因此,尼泊尔的臣民僧尼都“以师戒行精严,智慧明了,尊称其为五明板的达”(同上)。五明就是关于声明、因明、内明和工巧明、医药明等五种科目的学问;板的达就是国家授予学问僧的一种学衔或称谓,相当于我们通常说的博士或学者之意。所以说,室利沙是一位博学多才、无所不通、名闻朝野的著名高僧。
  室利沙在学通了经律论三藏的理论,掌握了戒定慧三学的奥旨,取得了国家授予的最高学位之后,便开始云游“五天”,遍礼释尊圣迹。五天,是中古时期对印度东、南、西、北、中等五区的简称。它的全称是“五天竺”或“五印度”。释尊,是佛教僧人对释迦牟尼的尊称。释迦牟尼是佛教的教祖,他在世时,讲经说法四十九年,足迹遍及五天竺。室利沙是一位虔诚的佛教信徒,对释迦牟尼崇敬的五体投地。因此,他在学业期满之后,就不辞劳苦地去漫游五印度,瞻礼释迦牟尼出生的蓝毗尼花园、沐浴涤垢的尼连禅河,悟性成道时的菩提树、初转 的鹿野苑、安居说法的王舍城灵鹫山、竹林精舍、只树给孤独园、尼拘陀园林、摩提尼叶精舍和释祖圆寂之地——拘尸迦罗城郊的娑罗双树等圣地。同时,他还巡礼了五百罗汉第一次集结经律沦三藏的七叶窟和印度那时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等处。他不仅瞻礼了佛祖的一些圣迹,足迹周遍了五天竺,而且还沿途弘化,度人甚众。凡过道场塔庙,必躬伸尽敬。遇到久圮塔庙,还劝国王予以修治,且以脱管心木,纪师名号。弘法利人,善行卓著,遂受到古印度僧俗人等的爱戴和尊崇,成了当时印度妇孺皆知的一位名僧。
  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以来,经过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传译、解释,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到隋唐时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文化。这一艳丽的奇花异葩,根壮苗旺,枝叶繁茂,光辉灿烂,强烈地吸引着外国僧人。所以,自唐之后,即有不少外国高僧至此巡礼求法。明代是我国封建社会中,自唐以来的又一个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社会。从它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始,就崇奉佛教,优礼密宗。因此,尼泊尔高僧室利沙就不辞辛劳地爬雪山,过葱岭,涉流沙,渡黄河,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于永乐十二年(1414)抵达明朝首都,于奉天殿觐谒了谙熟佛教的明成祖。主宾应对称旨,对答如流,室利沙受到了成祖称赞:“西来圣贤,大开方便,普度群迷,以翊卫于邦,以安利于民。历代有国,莫不将尊,兴隆其教”(朱载至《重修圆照寺碑记》),遂命师居于海印寺,潜心研究佛典,秘密修心养性,并去瞻礼京师著名的古刹精蓝。
  文殊菩萨是尼泊尔的保护神,他的道场五台山在唐代时就成了中国佛教的首府、与印度灵鹫山角立相望的世界佛教的灵山圣地一自唐代仪风元年(676),印度密教高僧佛陀波利来到五台山,传来《佛顶尊胜陀罗尼经》,留下了入金刚窟不返的神奇传说以来,就有不少国内外的密教高僧大德陆续来五台山,取经学法,弘扬秘法,进行佛教文化交流。特别是自元初忽必烈的帝师八思巴至五台山瞻礼文殊道场之后,藏传佛教就不断传人五台山,于是,五台山就成了中国著名的汉藏佛教圣地,受到了此后历代王朝的重视和僧众的敬仰。因此,尼泊尔高僧室利沙早就听说了五台山,也早就向往着去瞻礼清凉圣境五台山。于是,当他来到京城时,就盼望着早日朝拜五台山。永乐十五年(1415),他奉成祖之命,巡礼清凉山,驻锡于元至大二年(1309)建成的普宁寺(今圆照寺)。他在五台山期间,参观了与释源宗祖白马寺齐名的大显通寺、文殊菩萨的祖庭殊像寺、八思巴的驻锡之地西天寺、藏传佛教的著名寺庙寿宁寺等梵宇花宫,瞻谒了诸佛菩萨和文殊大士的金容满月,朝拜了风景优美、各具特色的五座台顶和星罗棋布的文殊灵迹,观看了五台山寺庙的法事活动,聆听了五台山高僧的讲经说法,他也弘扬了印度的秘密之法,进行了中尼佛教文化交流。然后,返回京师,在武英殿拜谒了明成祖,作了—一汇报。成祖“天语温慰,宠赉隆厚,授‘僧录阐教’,命居能仁寺”(《补续高僧传》卷25《大善国师传》)。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逝世,仁宗即位,举行荐扬大典,命师掌行。会后,仁宗称他“安心寂静,保顺于朝廷,克敬承于天道,明开利益,功德弘深”(朱载垕《重修圆照寺碑记》),特授师“圆觉妙应慈慧普济辅国光范弘教灌顶大善国师”(《补续高僧传》卷第25《大善国师传》)之号。又“赐金印、银354两、宝冠、銮驾、棕轿、骏马、锦绣四季时服、金银各色器皿、沉香、宝床、锦褥、彩幔等仪”(朱载至《重修圆照寺碑记》),宠遇优渥。次年,改元洪熙,六月,仁宗驾崩,宣宗即位,同样也举行荐扬大典,又命师掌行,深得宣宗满意。会后,宣宗召师上殿,令其翻译《诸佛坛仪》。译毕版行,流行于世。
  大善国师不仅是知识渊博的五明板的达,而且尤擅密法、咒术。在京时,他不仅向皇帝广宣秘密,而且也向弟子们传授密法。密法就是大日如来传授的奥秘大法,它不主张公开的宣道弘法,而是通过师徒直接的秘密传授和一整套赞、颂、法、咒、瑜伽、契印等严格的仪轨及一定的程序修持,求得即身成佛的一种佛法。其特点是相当重视传承、真言、密咒和观想。它的主要经典是《大日经》、《金刚顶经》和《苏悉地经》。于此,大善国师根据弟子们的根器,以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渐次升进的方法,教育弟子。他从不设立遏捺和难行蹊径,使人望崖生畏,不敢前进。因而,仅在京师,他的弟子就有数千。大师平生不矜名,不崇利;外示声闻,内修大行;遇恩宠而志意愈谦,涉诸缘而戒行弥确。所以,他就受到朝野僧俗的尊崇,在我国明代也是一位享有盛誉的高僧。
  在宣宗举行完荐扬大典后不久,大善国师请求辞归五台山时,宣宗虑其年事已高,五台又寒,生活也苦,而未及时许可。但他感到自己世缘已尽,遂谓其弟子不罗加实哩等曰:“吾自西天行化至此,今缘已周,行将逝矣。汝等各当善护如来大法,毋少懈怠。”(《补续高僧传》卷第25《大善国师传》)并把成祖、仁宗、宣宗所赐之衣钵、财物等付予短竹国师及僧众苗裔后,于是年正月十三日脱然而逝,撒手西归。其世寿九十二,僧腊七十二。
  当大善国师圆寂的噩耗传到皇宫时,宣宗沉痛悼念,命内府二十四衙门等官修斋荐悼,具奉葬仪,御祭火化,将舍利一分为三,一塔于京西香山,建寺曰“真觉”;一命钦差太监杨英造塔于五台山普宁寺基,建寺曰“圆照”;一遣内监同山西太原府布政使也造塔复祭。可谓葬祭隆重,礼遇优厚。可惜,太原这座实哩沙哩舍利塔,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被炊火焚得荡然无遗了。但北京真觉寺塔和五台山圆照寺塔,至今还保存完好,巍然屹立于中华大地。
  圆照寺的这座实哩沙哩舍利塔是典型的金刚宝座式塔。金刚宝座式塔源于印度,是供奉密教金刚界五部主佛舍利之塔。其特点是在须弥座上置有中间一个大塔,四隅四个小塔,在座上还往往雕着五佛坐骑的图像。圆照寺塔院中这座实哩沙哩舍利塔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的金刚宝座式塔。它造型奇特,座为石砌方形基台,长12.2米,宽10.5米,高23米。塔基中央为一特别高大的覆钵式的砖塔,高达17余米。基台四隅各建一座覆钵式的小砖塔。大塔塔座为回字形的双层束腰须弥座,敦厚高大,装饰华丽,稳如泰山。上置上粗下细的瓮形覆钵,上为下粗上细的九级相轮和装饰精致、悬以风铎的华盖,上为一座覆钵式的小塔刹顶。其余四隅的小塔,型制一样。塔座为四角束腰须弥座,塔身为上粗下细的瓮形覆钵,塔刹由九级相轮和华盖、宝珠构成。五塔都是砖砌,通身均为白色。该塔建于明宣德九年(1434),比北京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式塔早39年,亦高1.2米;且和印度佛陀伽耶的金刚宝座塔相似,塔座较低,四隅小塔甚小,中央一塔硕大。相反,它却不同于真觉寺的金刚宝座式塔,即塔座特别高大,中央一塔略高于其它四塔。所以说,圆照寺这座实哩沙哩塔更具印度金刚宝座式塔的特色,是中印文化交流的标志,也是中尼友谊的象征,还是我国最早最高的金刚宝座式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摘自《五台山佛教》1997.1)

真觉寺位于元代大护国仁王寺的中央部分。大护国人王寺的规模十分宏大,是元至元七年(1270年)为八思巴帝师所建。至元十七年(1280年)八思巴逝世后,在护国仁王寺内"建大窣堵坡",收藏他的真身舍利。现在基部石台座四周还保存着中统三年(1262年)八思巴致忽必烈皇帝的藏文新年祝辞(《吉祥海祝辞》)的雕刻。元初时此塔可能称为"庆安塔",据研究,当时基座上是一座大型的覆钵式塔。元末大护国仁王寺的建筑及塔因战乱废毁。 关于真觉寺兴建的缘起,文献中没有明确而详尽的记载,比较通用的说法是,明永乐年间,尼泊尔高僧室利沙(也称为板的达,五明板的达,哈里麻,葛哩麻)来到北京,向明成祖进献了五尊金佛像和菩提伽耶大塔的图纸,明成祖赐建真觉寺,并下诏为金佛建塔,成化九年(1473年)十一月建成。金刚宝座塔是依据西域来的印度僧人室利沙的图纸修建的。至于此塔是为室利沙修建还是仅仅为了压过前朝的王气一直存有争议。

清朝时,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第一次重修真觉寺,重修后为避雍正帝胤禛之讳,改名为"正觉寺"。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重修改名大正觉寺。清末,真觉寺的建筑毁于一场大火,只有金刚宝座塔保留下来。

金刚宝座塔
金刚宝座塔
关于真觉寺寺院被毁,有一种说法于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只剩下明成化九年建造的金刚宝座塔。还有认为在此期间收到义和团事件的波及而寺院毁坏。另有一种说法是真觉寺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保留着原来的建筑。1927年北洋政府的蒙藏院以2500元将寺院卖给了一个黄姓商人,这人将所有殿堂拆毁当木材卖掉,使四百多年的皇家寺院毁于一旦,只留下金刚宝座塔。

1961年,真觉寺被列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曾被北京动物园占用,至1980年代腾退。目前真觉寺辟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着北京城郊现存的石刻艺术品。2003年4月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迁入真觉寺院内,2005年3月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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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云寺的金刚座塔与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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