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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中国佛教的奠基人之一--道安法师纪念日

(二月初八)是曾统一中国僧众姓氏、制定中国僧规、翻译大量佛经的东晋佛教领袖道安法师圆寂纪念日
道安法师.jpg
2011-3-6 22:34

在我国佛教史上,除了鸠摩罗什和玄奘法师以外,对于我国佛教贡献最大的,恐怕要算东晋时代的道安法师了。慧皎高僧传用三千多字记载道安法师而属于遗闻轶事者占十之八九
 据考证,道安法师生于公元312年,作为一代著名学僧,被前秦苻坚迎入都城长安的五重寺驻锡。他曾先后翻译佛经25部29卷,主持翻译佛家典籍10部187卷,共约百万字。道安法师开创了我国僧尼规范、统一沙门姓氏,自此天下僧众皆姓“释”。他圆寂后葬于道安寺,即今天长安区杜曲镇的护国道安寺。

释道安(公元312或314—385年),姓卫,晋常山扶柳(今河北冀县)人。家世英儒。自幼丧父母,由外兄孔氏抚养。
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即他约53岁时)至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释道安在襄阳15年,是他弘扬佛教的辉煌时期。
道安南下,选定襄阳作为他弘扬佛教的基地,原因大概有二:一是襄阳位置适中,地理条件优越,交通方便,东汉末年以来既是军事重镇、学术中心,又是荆州地区佛教传播最早的地方。这便于他在此吸收佛教各派教义,创立自己的学派,以弘扬佛教。二是他与襄阳的宗族富盛、世为乡豪、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的习凿齿友善。他是应习凿齿的邀请来到襄阳的。到襄阳后,习凿齿前去拜他。称言:“四海习凿齿”,道安曰:“弥天释道安”。世称名对。习凿齿曾致书谢安,称道安为“非常道士”。道安在襄阳初住白马寺,因徒众数百,白马寺地方狭小,乃建檀溪寺,“建塔五层,起房四百”。道安在襄阳15年中虽有短暂时间住在江陵,但在江陵无重大活动。他讲经传道主要在襄阳。归纳起来,他在襄阳的活动主要有五项:
讲授《般若经》
《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载:“安在樊沔十五载,每岁常再讲《放光般若》,未尝废阙。”这记载说明,他在襄阳重要是讲《般若经》,致力于《般若经》的研究。他宣传的般若学是对《般若经》的根本原理——“空”的含义的阐发。当时我国的佛教学者基本上是用魏晋玄学的观点去理解、注释和说明般若学的。道安也是用“玄”解“佛”,用玄学唯心主义哲学家王弼、何宴的“贵无说”去宣传般若学,他也主张“无在元化之前,空为众形之始,故谓本无”。这个“无”、“空”就是事物的本体,宇宙最后的本源。他正是把般若学思想解释为玄学家的“以无为本”的思想,又吸收禅学的精髓,并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从而创立了新的佛教学派——“本无宗”。
撰写《安录》
道安之前,“伟经之人,名字弗说”,时间久了,就很难知道哪部经是何人何时何地译出来的,这不利于译经史的了解和研究。道安创撰《综理众经目录》,为以后研究中国佛教的译经史著,提供了第一部可信、可据的译经史料书,即所谓《安录》,起自东汉灵帝光和年间(公元178—184年),止于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近二百载”的译经记录。开创了译经史著目录的先例,为后代撰写《经录》提供了范例。
注释经文
道安之前,对佛经的翻译、注释错误甚多,不利于佛教的传播。道安在经过“穷览经典,钩深致远”后,对佛经进行注释,“析疑甄解”,“序致渊富,妙尽深旨”,使佛经“条贯既序”,讲经者依之讲经“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这既有利于佛教的广泛传播,又为以后佛经的注释作出了范例,为深入研究佛经创造了条件。有人认为注经之作,“自安始”。
统一僧人姓氏
《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载:“初,魏晋沙门,依师为姓,故姓各不一。”就是说,起初,其师来自天竺者,师姓“竺”,弟子亦姓“竺”,道安初从师竺法汰,故名“竺道安”。其师来自月支者,师姓“支”,弟子亦姓“支”;其师来自安息者,师姓“安”,弟子亦姓“安”。“姓各不一”。道安以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乃以“释”命氏。于是将“竺道安”改为“释道安”。此后,出家僧尼便一律姓“释”。至今中国汉族僧尼中,仍未变。
确立戒规
道安在襄阳,有僧众数百,他认为必须制定戒律,加以节度。他制订的三条戒律:“一曰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曰常曰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作为“僧尼轨范”、“佛法宪章”,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道安在襄阳,西至凉州,北至长安,东达建康,各地僧侣都与之保持广泛的联系。而襄阳也俨然成了佛教传播的中心。
正由于道安在襄阳从事佛经的宣传和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从而使他的声誉更加显赫。不仅“四方学士,竞往师之”,襄阳地方“大富长者,并加赞助”,而且,外地豪族、官僚,乃至东晋和前秦皇帝都表示支助和敬仰。东晋皇帝一方面“遣使通问”,一方面发布诏书,表彰道安弘扬佛教之功,并给道安享有同“王公”一样的“俸给”,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罕见的。前秦军攻占襄阳俘获道安、习凿齿后,苻坚高兴地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仆射权翼问:“谁耶?”坚说:“(道)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
从建元十五年(公元379年)至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85年)释道安一直住在长安五重寺讲经译注,“僧众数千,大弘法化”。他先后主持译经10部180卷,100多万字。还注释佛典和注经作序,仅作序就有60多种。道安圆寂后,孙绰在《名德沙门论》一文中,对其颂扬备至。

僧团方面主要想通过完善佛教戒律制度,实现僧团以戒律进行自治。如东晋道安针对这种情况,他参照已有的戒律结合当时僧团的具体特点,制定了"僧尼轨范",宋僧赞宁《大宋僧史略》卷中载:
  晋道安法师伤戒律之未全,痛威仪之多缺,故弥缝其缺,埭堰其流,立三例以命章,使一时而生信:一、行香定座上讲;二、六时礼忏;三、布萨等法。过逾此法者,则别立遮防。
  这三方面有效地维护了当时僧团的秩序。当时他领导的僧团:"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4]道安治理僧团的法宝,除了自己修持有素和威望外,主要靠的就是他制订了"僧尼轨范"对当时佛教界僧团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时佛教界把它看成是"佛法宪章","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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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安法师(公元312--385年),常州扶柳(河北正宣)人,世家业儒,十二岁出家,天资聪敏,但以相貌黑丑被人们看不起,所以经常要他做些苦力劳动,可是他却十分卖力。后来要求师父把经书给他看,师父就拿了一部长达一万言的佛经,要他念诵。想不到这位相貌不扬的道安法师,记忆力很强,就在一天的时间里,居然把长达一万言的一部佛经,背得熟透,而且一字不错,师父大吃一惊,真是难得难得。通过这样的考验以后,终于改变了人们对他很轻慢的看法,认为是佛门的法器,为其传授比丘大戒。后来遇见佛图澄法师,对他很欣赏。常代澄讲说,时人称赞“印道人,惊四邻”。
东晋孝武太元四年(公元379年)秦王符坚以七万雄兵,攻克襄阳之后,高兴地说:我取得襄阳,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道安法师一个人。还有习凿齿半个人,一共是一个半人。可见道安法师的道德学问,甚为符坚所敬仰。
后来弘扬圣教,普利众生,跟他参学的门人,就有数千人之多,安师精通佛典,科判佛经为三分。一、序分,二、正宗分,三、流通分。当时就有许多人对道安法师把佛经分为三分的见解,表示怀疑,诽谤为自作聪明,自持己见。后来印度有一部亲光菩萨论,翻译到中国来,打开一看,这部论里,居然也有三分的分法,因此才相信安师智慧超胜,深契佛心。实在是有先知之明,所以佛经的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的科判,是起始于道安法师,证实于亲光菩萨。
大家都知道,我们出家人为什么都称释子呢?这就是道安法师肯定下来的。他根据印度佛教规定刹帝利(贵族)、婆罗门(祭祀)、毗舍(工艺)、首陀罗四姓出家,统统都称为释子一说,判定中国的出家和尚一律姓释。到了晋太元十年(公元385年),时年七十四岁圆寂。道安法师出世的时候,有一件稀奇的事,左边手臂有一块肉,高了起来,就象印子图章一样,所以大家都叫他为印手菩萨,有一次道安法师访问习凿齿,一见面法师就问:请教尊姓大名,可是那骄傲自大的文学家,就毫不客气的回答说:“四海习凿齿”,这就是说在四海之内只有我习凿齿一人而已。安师一听,心里就想,这个人确实傲气凌人。当习说请教法师法号,安法师有意识的回答一句,“弥天释道安”,就是说普天之下,只有一个专通三藏的道安。你大我比你更大。由此法师与习机教相当,棋逢敌手,机辩纵横,争论不休。但习凿齿只不过是一个世智辩聪,当然是比不上道安法师的妙观察智。古人说不打不相识,习凿齿就提出“芥子可纳须弥之山,毫端能现宝王之刹”,实在令人难以理解。就是说微小的芥子为什么能纳须弥山呢?纤细的毫端为什么能现宝王之刹呢?道安法师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随口就回答说:“听说你曾读过十三幢楼房的藏书。请问你的十三幢楼的藏书究竟放在什么地方?”习凿齿一触便悟,得大利益。这就是佛教里《华严》事事无碍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法门,就譬喻我们拿一尺大的镜子,登上高山,向四方上下一照,所有的山河大地,草木丛林,统统都现在一尺的镜子之中!习凿齿所开悟的就是重重无尽,法法圆融的道理。因此对道安法师心悦神服,甘拜下风。经过一场辩论,二人就互相尊敬,彼此结为方外之交,一僧一俗都为符坚与人民所敬仰的。

摘自http://bbs.ningma.com/viewthread.php?tid=3654&page=1

摘自http://bbs.ningma.com/viewthread.php?tid=401&page=1

道安

(漂萍传灯)

公元314年,后赵都城襄国(河北邢台)大饥,据载谷二升值银一斤,肉一斤值银一两,怀金玉而饿死者无数,尸体枕籍路上。就在离此不远的常山扶柳(河北冀县),一个奇丑的生命又来人世经历劫难——这便是高僧释道安。

道安出生不久,父母便在天_灾_人_祸的冲击下离开人世,由表兄孙氏代为抚养。十二岁时,道安出家了,除此以外他别无生路。刚来寺院,老师见他面貌丑陋,没把他当一回事,让他在田间劳役。三年间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耕耘,播种,收割,勤勤恳恳,毫无怨色,于斋戒毫无缺漏。一天,他向老师求经,老师给他《辩意经》一卷,他带到田间,歇息时便读一读。傍晚回寺,还给老师,又求别的。

“这一本还没看,怎么又来要?”老师不高兴。

“都已记熟了。”道安的眼光沉静如水,他不会说诳的,老师暗自点头,便又给他一卷《成具光明经》。傍晚道安又来还经。老师暗暗一惊,便让他背诵,结果一字不差。此后这个田间劳作的小沙弥便能安静地于青灯之下手捧经卷阅读了。老师还对他特加照顾,私下为他讲解。一转眼道安二十岁了。受戒之后,老师看出他的才具非自己所能陶铸,便让他姿意游学,从此,在战乱此起彼伏的中原,便多了一位奔波不止的僧人。

道安来到邺城(河北临漳),入中寺,拜佛图澄为师。此时佛图澄已是年过百岁的老人,一见他便嗟叹不止,终日与他谈论。众弟子见这个新来的丑和尚这样受老师看重,心里自然不舒服,对他冷言冷语,佛图澄闻知,当下训斥道:“此人见识深远,与你们不是一类!”佛图澄讲经后,常令道安复述大意,众人本来就对他不屑一顾,这下更被激怒了,纷纷说:“下次讲经,非难死这个黑小子不可!”等道安再讲,疑难纷起,道安不急不慌轻而易举地便使众人哑口无言,佛图澄面含微笑静听。当时有人传言:“漆道人,惊四邻。”

道安在佛图澄身边学习小乘佛法,也研读大乘般若学,毫无松懈,不知不觉过了十几年。348年,佛图澄去世,道安痛失良师。第二年石虎死,石氏兄弟开始自相残杀,昏惨惨的天空充满血腥气息,道安知道,国运将危,他避难到濩泽(山西阳城)。

在濩泽,他独自钻研,在远离尘嚣的山林中勇猛精进。随后,竺法汰、支昙讲开始讲解《阴持入经》,道安从他们受业获益非浅。351年,道安与竺法汰北上雁门飞龙山(山西浑源),与已在那里的僧光、道护等人相见,十分欢喜,便一起探讨思索。其后,道安来到恒山,建立寺院,收纳门徒。道安的名声开始传开,一时间随他受法的人占了河北的一半——自然这不用吃惊,因为经过几十年不断的杀戮,这一带人口已很是稀少,有的县不满百户。这些零余者或许是抱着不愿再做刀下鬼,或既使做鬼也早得超度的念头才皈依佛门的。武邑太守卢歆,听说他道业高深,苦苦邀请,道安不得不下山讲经,这样一来从者更多。

不久,他又回到邺城。那时石氏已灭,他望着断瓦残垣,不禁感憾万千:“当今世道,旱灾蝗灾不断,贼寇四处横行,欲弘法传教,真是难上加难,聚在一起不能立脚,分散开又无法施行教化,哎,且走且看吧!”他率徒众西到牵口山,不久又入王屋、女休山。这年冬,前燕占领邺城。道安见仍无法立足,便渡过黄河去投奔陆浑山,他们栖息山中,吃山果,饮山泉,潜心修习。谁知好景不长,前燕慕容俊前来逼迫,道安便决定脱离北方,投奔晋地的襄阳。

一支不算小的僧人队伍,默默地出发了,但在兵慌马乱的环境中,如此多的人走如此远的路,谈何容易?走到新野时,他不得不停下来,另想对策。最后,终于对徒众讲道:

“如今遭逢凶灾之年,不依靠国主,则法事难以立足。……佛法教化,也应广布。”

众人早已预感到什么,齐声说:“听法师吩咐。”

“如今我们不得不暂时分开。法汰,你去扬州,那里多有君子,好尚风流,正和你的性情。法和,你去益州(在四川),那里山川秀美,足可以修心养性。……此后天涯海角,你们各自珍重吧。”道安平静地说。

每个人肩上的责任似乎突然加重了。法汰法和率人走了,很快便被荆杂草遮住了身影。道安带着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前行。夜幕来临,这些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有村有店恐怕也不敢接纳这么多人),只得继续走。很快暴风雨便没头没脑地肆虐起来,这下他们就能乘着闪电的亮光前行了。迷茫中,众人终于望见一点昏黄的灯光,道安走到房外,四下一望,便喊道:“林百升,快开门。”主人听见有人叫自己,赶忙开门,一看是削发僧人,并不认得,心下一惊以为遇见神人,赶忙请进屋内,好生款待。又向前行,徒弟中有人问:

“师傅与主人好像认识。”

“我哪里会认得他。”

“那师傅怎么能叫出……”

“噢,你看他家门前有两根马桩,中间悬一马篼,双木为林,篼可容百升,他怎么不会叫林百升呢?”

“原来如此。”徒弟满意了:身处如此险恶的境地,师傅仍在冷静地用智慧观照一切,从佛法大业到一草一木,而没有如我似的焦虑不堪,此行弘法,定不会虚化。

襄阳是晋的军事重镇。道安立足一稳,便开始着力于讲经。但慢慢他发现,旧译由于年代已久,错译误译比比皆是,以致使深奥的经义隐没不通,每到讲解,只能知其大意,有时甚至只能原封念一下。当初在北方整天东奔西走,无暇顾及,现在应该动手整理了。他开始重读经典,钩沉发凡,探求幽微的妙旨,疏通艰涩的文辞,释疑解难,共注经二十二卷,有《船若道行》、《密迹》、《安般》等等,自他开始,诸经意义才日渐明晰。此外,自汉至晋,译经很多,但传经人的名字尚无人著录,结果后人便弄不准各经传来的年代。道安有感于此,便汇集诸经名目,标明传译者,注明新旧,撰成《经录》,这在中国还是首例,虽已失传,但为后人开了先河,从此众经的来龙去脉便有迹可寻。

道安的声名日隆,四方学士,竞相前去拜他为师。征西将军桓朗子正镇守江陵,邀他前去暂住,朱序出镇襄阳,又将他请回去,与他交游颇深。朱序每每感叹:“安法师真是学道的渡口,明理的桥梁,陶冶人的作坊!”道安有感于白马寺地方狭小,便又建新寺,取名檀溪,巨富之家,无不给以赞助,于是建成五层宝塔,四百间房。凉州刺史送来一万斤铜,打算做承露盘用,但盘已做好,便改铸铜像。道安大愿已成,感叹道:“立刻死掉也无遗憾了。那时北方的前秦已日渐强大,秦主苻坚素仰道安为人,见他造寺,也派人送来外国金箔倚像、金座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每一举行法会,众人齐集,都罗列众像布置幢幡,珠珮交相辉映,香烟四处弥漫,僧俗无不肃然起敬。

天_灾_人_祸使生存越来越艰难,投身佛门者也越来越多,这便给管理带来了问题。当时汉地戒律不全,道安便参照已有的规范,制定出新的僧尼规范,包括讲经说法的仪式与方法、昼夜六时的修行吃住规则、每半月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夏安居期满之日的检举忏悔集会仪式。戒律一出,天下寺院便纷纷采纳,直到鸠摩罗什来华译出完备的律藏,才渐渐被放弃。但尚有一件一直被后世尊为定则的,便是他统一了僧人的姓氏。当时的僧人出家后, 都依老师的姓,如“竺”、“支”、“昙”等,纷杂无比,道安以为,佛门中再无比释迦尊贵的,便决定以“释”作为僧人的统一姓氏。后来《增一阿含经》译出,里面果然说河流入海,河便不复存在,四姓为僧,都称为释种,这样一来,道安的规定便流传下来。这一件事看起来无关紧要,实际上他对增强僧人间的凝聚力与认同感极为有益。

襄阳有位名士习凿齿,机锋才辩压倒当世,很早便知道道安的名声。道安南来前,他便致书通好,进行邀请。道安来后,他抽身俗务,前来拜望。当时道安正与徒众进食,众人见他进来,赶忙放下食钵,恭立迎接,只有释道安持钵进食,并不理采。习不愧为名士,从容落座,说道:

“四海习凿齿。”出口不凡。

“弥天释道安。”机锋更健。

“四海习凿齿,故故来看尔。”咄咄逼人。

“弥天释道安,无暇得相看。”从容不迫。

“头有钵上色,钵无头上毛。”近乎技穷。

“面上匙上色,匙无面上坳。”以牙还牙。

“大鹏从南来,众鸟皆戢翼,何物冻老鸱,腩腩低头食?”老羞成怒。

“微风入幽谷,安能动大材,猛虎当道食,不觉蚤虻来。”游刃有余。

习凿齿再无话说。见面礼毕,两人才开始谈学论道,从此便时常往还,成为至交。

习后来写信给大臣谢安:“来这里见到释道安,确实远胜诸人,非同寻常。师徒数百人,持斋讲经,孜孜不倦。没有变化奇特的法术来惑常人的耳目,没有重威大势来迫使参差不齐的群小就范,但师徒态度严肃,相互尊重,济济一堂,秩序井然,此种情形从来没见过。此人心怀玄理,博览群书,内外经典,大略都已读遍,阴阳数术,十分通晓,佛经妙义,更不在话下。真遗憾足下不能与之相见,他也常说愿与足下一叙。”由此可见道安日常生活的一斑。

高平人郗超派人送来一千斛米,写了很长的信,表达殷勤之意。道安的复信十分简单:“损米。更觉出有待于外物的烦恼。”

道安在襄阳,一住便是十五年。他每年讲两遍《放光波若》,从不缺失。晋孝武帝闻其风范,十分钦佩,派使者慰问,并下诏书:“安法师器识宽宏通达,为入风神俊朗,身居佛门,训化俗众,业绩显著,不只规范当今,也将陶冶来世,奉给一同王公,资财由所地方出。这样一来,道安生活更加稳定,他不必再为衣食住行虚耗心力时日了。

但不稳定的一天终于又来了。

苻坚逐渐统一北方后,便思治理。他常说,西域有鸠摩罗什,襄阳有释道安,都是神器,应让他们来辅佐我。”于是,公元378年,苻坚派长乐公苻丕围攻襄阳。道安见刀兵将近,便想率徒众远走,朱序却决不放过。无奈,道安又一次分张徒众。城里人在等待中煎熬了一年,襄阳沦陷了,朱序也被俘。苻坚闻知消息,对仆射极翼哈哈大笑:

“朕以十万之师攻打襄阳,只得到一个半人。

“是谁呢?臣猜测一个定是朱序。”

“不不,与朱序无关。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耳!”

383年,苻坚又派吕光征讨龟兹诸国,去取另一个神器鸠摩罗什。道安极力赞成:罗什学识广博,来后自己正可与之共探玄理。罗什在西域,也早知道安的风范,认为是东方圣人,时常遥相礼拜。可惜的是,山川阻隔,兵慌马乱,当罗什刚到凉州时,道安已到另一个世界,罗什来长安,则是十六年以后的事了。二人如长庚与启明,永不得相见。

道安在长安,住在五重寺中,有徒众数千名,随他弘扬大法。他组织外国僧人伽提婆、昙摩难提、僧伽跋澄诸人,译出经典百万余言。他又常和法和审定音韵文字,详细考核修辞意旨,新译经典,由此得以订正。他仍为诸经做注,但也担心不合于佛的意旨,便发誓道:“若所说的于理不远,愿现瑞相。”不久就梦见白发长眉的梵僧对他说:“君所注经典,于理无误。我不能入涅槃境界,住在西域,当助你弘通经义,可时时为我设食。”道安醒来,便为其设食,从不间断。——后来《十诵律》传到,慧远才知道师傅梦见的是宾头卢。

道安读书文博,善作文章。长安城中,为诗作赋的衣冠子弟,都前来依附。诸人一有重大疑惑,便来请教。蓝田出土一口大鼎,可容二十七斛边上有篆文铭记,无人能识,道安一见便说:“这是古篆书:鲁襄公所铸。”又用隶书写出。有人在集市卖一只结构奇特复杂的容器,苻坚亲自问他,他说:“这是王莽改制,用以统一全国度量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京兆一带传言:“学不师安,义不中难。”

乱世终归是乱世。本来苻坚已将后赵造成的混乱局面收拾得不错,境内百姓富足殷实,四方安定,而疆域也相当广大,东到海边,北连大漠,南与东晋隔江而望,西接龟兹,只有建康一隅尚未征服。苻坚对此很是耿耿于怀,他每每对仆臣说,平定江东,以晋帝为仆射,以谢安为侍中。苻坚弟弟平阳公融、朝臣石越原绍都极力反对,这些人还举出名臣王猛临终“不要图谋晋地”的告诫来劝他,他十分厌烦,说道:“朕奉天承运,讨伐残余,军兵百万,将马鞭投在长江能截断水流,有何不可?不必多言!”众人陷入绝望之中。猛然,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道安。数年来他们发现,苻坚对道安越来越尊重,甚至有一次,苻坚出游东苑,命道安与他同辇,仆射权翼劝谏:“臣以为天子御驾,只能由侍中陪乘,道安形貌丑陋,下贱之人,怎能这样做呢?”苻坚顿时勃然大怒:“安公道德世人所尊,朕的天下与之相比,也不值什么,让他同乘车辇,这种荣耀比其德行差远了!你不要说,快扶安公登辇去!”这件事传闻甚广。想到此,众人便去求道安。

“皇上将用兵东南,上人为何不能替苍生说句话呢?”

“贫僧方外之人,不宜干预国事吧?”

“上人不必过谦,……出黎民于水火,现在全看您一人了。”

“好吧,我去试一试,不过贫僧人微言轻,诸公要有所准备。”道安心事重重,策杖而去,他身后等待的诸人更是忐忑不安。

苻坚一见道安,开口便道:

“朕将与公南游吴越,巡游各地,到会稽去看一看海,你以为怎么样呢?”轻松自在如同真的计划一次出游。

“陛下所说自然不错。但陛下应天命而治,有八州的朝贡,居于中心而制御四海,正应当保养精神,无思无为,与尧舜之德一争高低。现在却以百万之师,去求东南一隅下等土地,岂不有损于天道吗?而且那一带地势低洼,瘴气逼人,当初舜禹游而不反,秦始皇去而不归,贫道以为此次也不宜出行。开阳公是国戚,石越为重臣两人劝谏尚遭拒绝,贫道轻贱之人,说出来陛下也不会听,只是陛下待我隆厚,不能不略表赤诚。”话说得相当小心。

苻坚没想到他会说这么一套,心下稍有不快,自然不会形之于色:

“朕这样做,并非因为现在土地不广,民不足治,只不过恐怕怠慢天心,来明确一下大运所在罢了。顺应天时而动兵,载在典籍,若如诸公所说,则帝王就不必省视四方以行教化了。苻坚理直气壮。

“陛下若定要亲征,可先到洛阳,显示军威,养精蓄锐,传檄江南,若其不从,再动兵不迟。”道安只得告退,他明白苻坚的心理——成为唯一的君王,一切都在自己脚下朝拜,这种心理随实力的巩固与日俱增,没有谁能止住他重新将国家拖向深渊。

公元383年8月,苻坚让平阳公率25万兵马为先锋,他自己亲率六十万,向南杀来,晋派谢石、谢玄抵抗,结果苻坚一败涂地,弄得草术皆兵,他自己只身逃遁,到洛阳时,才收得残兵十万。这便是著名的淝水之战。自此前秦元气大伤,苻坚再后悔为时已晚。

道安闻讯只能摇头叹息,多少生灵又化作枯骨!他不由得对人说:“世事如此,祸患将来,我该去了。”他似乎有些绝望了,忽而水灾,忽而旱灾,忽而蝗灾,东晋、后赵、成汉、前赵、前燕、后燕、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前秦……没有一片净土,没有一时安宁,此种境况在他生前已开始,在他死后仍将继续。他常与弟子法遇等立誓,愿生兜率天。那里为弥勒所居,充满光明……

公元385年正月27日,忽然有一异僧来寺内寄住。此人形貌十分的凡庸平常,因寺房狭窄,便让他住在讲堂。一夜,维那值班护殿,见他从窗缝中出入,急忙告诉道安。道安赶来,施礼问道:

“上人来此,有什么要做的吗?”

“正为你而来。”

贫道自思罪孽深重,恐怕不好得到解脱吧?”

“很可以超度,但需重浴圣僧(寺内供奉的主佛像,此指弥勒),愿望才能得以实现。”丑僧说完,便为他指点浴法。

“ 敢问主人,贫僧来生住在何处?”

“随 我来。”

众人随他来到院中,异僧朝天的西北虚拔一下,便见云彩散开,兜率天妙境尽在眼前。再一转身,异僧忽然不见了。

道安置办浴具,有数十名不同寻常的小儿,来寺内游戏。圣像经他一浴,灵光夺目。 2月8日 ,他忽然对众人说:“我要去了。”斋戒完毕,他便无疾而终,离开了这个充满喧嚣与骚动的世界。




道安与弟子慧远

慧远

(白莲净土)

公元378年,前秦王苻坚派苻丕攻打襄阳。在此讲经传道十五年的释道安想转移他处,但被守将朱序所拘,只得将徒弟们派往各地。总不能全部陷入牢笼,再说,修行这么多年,徒众中不乏出类拔萃者,他们完全能够独立支撑、传法一方了。讲堂内,气氛出奇的严肃,道安一一对即将上路的人进行嘱托,众人纷纷领命,分别时刻,无须千言万语,一切尽在不言中。忽然,人群中一位走上前来,扑通跪地:

“法师!诸长德都得赠言,独独不给弟子训诫,恐怕不合于例。”

“起来起来。像你这样的人,还用担忧吗?”道安以手相搀。

四目相视,平静而澄彻的目光,无限的了解与信任。

这位弟子便是慧远。道安最终未对他提任何要求,但他始终忘不掉师傅最后的目光。他率领几十名弟子走了。他们辗转各地,寻求安居之所,走走停停,一转眼三年过去了。这一天,他们又出发,仍向南走。在默默的行进中,以前种种,不禁一幕幕浮上心头。

慧远生在雁门楼烦(山西宁武)。他记得他小时候如何不顾寒暑,在书卷之中品玩人生,多少人都称他将来必定有所作为,他只是微微一笑。十三岁,他便随舅父令狐氏游学于许昌、洛阳一带,那时候他也想有一天出黎民于水火之中,他沉醉于儒家六经所阐发的济国安邦之道,后来他又深入老庄之学,他仿佛进入了与天地齐一的自然妙境,对他的学识,无人不叹服。但渐渐他也发现,许多年了,祸乱横生,每一次以平息祸乱为由的举动最终又成为新的祸乱,以杀止杀,以暴抗暴,……或许惨遭荼毒是苍生不可避免的命运?无论怎样,既然他胸怀大志而无路可走,既然他不想加入本已热狂的杀人游戏,现实中便没有他的位置,他唯一能做的,便是超乎混乱之上。二十一岁时,他决定到江东去,与范宣子共同隐居。然而石虎恰恰在此时死去,石氏兄弟自相残杀,后赵国一片混乱,南去的路不能畅通,他只能等待。

那时候道安正在太行恒山立寺传道,在混乱中无所适从的人们竟相皈依,他听说后,便前去投奔。师徒乍一相见,便如同故旧。他心中暗自庆幸:遇此良师实在不易。他静心听道安讲佛法,渐渐如同在茫茫海中见到涯岸,等听到《波若经》时,他豁然开悟,顿觉眼前一片光明,不禁叹道:“哎,懦道九流之术,与佛法相比,简直是米糠谷粃!”一旦知道今是而昨非,他便无所犹夷,削发入道,夜以继日地讽诵研读。但佛门中仍要食人间烟火,他却常因太专著于经典而衣食不保,有个昙翼便经常接济,他感激不已,昙翼却说:“不必如此客气,你以大法为己任,我理当相助。”道安闻知此事,对昙翼大加称赏。他的见解日渐深入,常与道安一起细研经义,阐发要旨,道安曾不此一次对人说:“要使大道流传东土,大概就靠他了。”就这样,三年后,他便上座说法。有一次听众中有人以实相(真实不变之本体)诘难,他横说坚说,听者都不能明白。此时,他想起曾读过的《庄子》,便加以引用,连类比附,听者豁然开朗。这种以俗书解经的做法被称为“格义”,往往使人将比附者与被比附者混为一谈,不能使人精确理解佛法大义,最为道安所反对。但经过这一次,道安特地允许他不废俗书。

以后的日子充满了动荡颠簸,他随师傅一次又一次地迁居避难,深尝流离之苦。北方实在没法住下去了,他们投奔襄阳。

这是少有的一段安闲时光,他们在讲经传道之中度过了十五年,现在终于不得不重寻一片净土,然而血污遍地,今后立身何处呢?前路茫茫……

“嘎——嘎——”一群乌鸦畅快地叫着,慧远下意识地望一望天上,太阳落下去,西方一片死红色,他让众人歇息。这一夜他们商定前往罗浮山(在广东),那里尚无刀兵。有了目标的行路者歇息得特别从容。

再往前便是庐山了,慧远想。一路行来,脚都磨出了泡。他们过了江。庐山静静地立在他们面前。慧远心中一动:何必继续南去呢?此处不是很好吗?深沉的山峰,千百年来一直耸立,足以让执着于名利场的人平息争竞之心,让虔心修道的人心闲意适。他决定就在这里停留。

他们开始住在龙泉精舍,但此处离水太远,给从人带来诸多不便。几天之后,慧远来到精舍外,用锡杖扣地:“若此处能容我们栖身,当使石缝出冒出泉水。”刚说完水流便涌出来,形成小溪。不久浔阳一带经月不雨,草木为之干枯。慧远来到水池边,闭目诵读《海龙王经》,忽然一条巨蛇腾空而起,接着便降下大雨,合境官民无不感激。

庐山上有慧远的旧日同学慧永,住在西林寺,见慧远徒众很多,便邀他们来寺居住。很快,他又去拜访刺史桓尹,说道:“远公来此,要广泛弘扬大法,现在徒众已很不少,而慕名而来者源源不断,贫道虽借地方与他,但西林寺原本不大,您看怎么办好呢?”桓尹想当圣上正崇信佛法,在宫苑中也构置精舍,自己如何能落在后面?再者他素闻慧远的名声,而慧远一来便求得大雨,润泽苍生,确非一般人物,便下令为慧远另造新寺,即东林寺。寺院造得相当讲究,背靠香炉峰,傍边是飞流直下的瀑布,苍松翠柏错落有致,泉水绕阶而流,飘忽不定的白云时常飞满室内,令人神清气爽。慧远又在寺内另置禅室,每天训化徒众之余,静心参悟。

很快,慧远又请到了阿育王像。这像本是浔阳人陶侃出镇广州时发现的,有个渔人在海中发现神光,报告陶侃,陶亲自去看,原来是阿育王像,他命人接回,护送到武昌寒溪寺中。寺主僧珍一次出游,半夜梦见寒溪寺遭火灾,只有安置阿育王像的屋子有龙神围绕,火不能犯。僧珍醒来,出了一身冷汗,星夜赶回,发现梦已成真,一群僧人正愁眉不展。陶侃后来调任,因像有威灵,总是念念不忘,便令人前去搬运,结果几十个人抬着刚放到船上,船便沉了,使者害怕,又送回去。陶侃自幼舞枪弄棒,素来不信怪异,所以民间流传一歌谣讽刺他:“陶惟剑雄,像以神标,云翔泥宿,邈何遥遥。”东林寺建成,慧远便虔心祈请,神像飘然而到。自此,慧远的声名不胫而走,许许多多绝望于世事的人,心怀清净的人,都来庐山与他结交。

就这样,以慧远为首,由彭城刘遗民、预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莱、张季硕等一百二十三人参与,成立了白莲社。他们在阿弥陀像前发誓:他们已知人生无常,既不愿再受地狱之苦,也不想享受天堂之乐,而是要潜心修习,往生西方净土。他们规定,因众人根器不同,先得超生者要帮助后进者,以达到共往阿弥陀佛所居的西方净土的目的。此后,中国的佛教中,便有了净土宗,慧远即被认作净土宗的初祖。

慧远修炼多年,面貌也在超凡脱俗。他神韵严肃,容止方正,不怒自威,想一睹他尊容的人,无不心惊胆颤。有个外地僧人,手持竹如意,前来奉献,心中要说的话已想了一遍又一遍。但过了整整一天,都不敢当面交过去,后来只得偷偷将如意留在席角,默默走了。有位慧义法师,一次遇到慧远的弟子慧宝,颇为自负地说:“ 诸君都是庸才,随风倒,现在让你见识见识我怎么样。”慧宝笑而不语。来到山上,慧远正讲《法华经》,慧义一次又一次想发难,但还未开口,便觉得心悸汗流,最终不敢说一句话。退下来再见慧宝时,不由的说:“此人非同一般,学识定力均非我所能及。”慧宝仍是笑而不语。

慧远需要做的事还很多。当初经典传至江东,很是不完备,禅法无闻,律藏残缺,他深感遗憾,便令弟子法净、法领等人远出求经,又请罽宾僧人僧伽提婆重译很不完善的《阿毗昙心》、《三法度论》,他亲自写序,为之张扬。对于每位西域僧人,都详问经典中的疑难。401年,鸠摩罗什入关后,慧远致书通好,并请教经义,两人虽远隔山岳,但息息相通。

也有许多风云人物与他交游。殷仲堪来荆州,进山拜望,两人在北涧时而散步,时而倚石而坐,共探《周易》的玄妙,直到太阳落山,都没有察觉。殷仲堪后来叹道:“法师的见解真是精深,无法与之相比。”司徒王谧、护军王默等人,对他都以师礼相待。王谧给他写信,其中有一句让人伤感的话:“年纪刚到四十,但衰老的如同六十耳顺之年。”慧远回信道:“古人不爱尺壁而重寸阴,观其意图,似乎不在于长寿。施主任情适性,游心于佛理,以此推论,又何必羡慕长生呢?”卢循率起义军横冲直撞,来到江州,进山拜见慧远。慧远与其父曾是少年故交,因此一见卢循,很是欣喜,两人谈起往事,感慨万千。有位弟子劝道:“卢循乃国家大盗,与他交游如此深厚,是否会引起外人的猜疑呢?”慧远毫不在意:“佛法中对众生一视同仁,情无取舍,难道没人知道这点吗?不用怕。”后来,宋武帝追讨卢循,在桑尾刚一设下军帐,便有人汇报道:“远公与卢循交游甚厚。”武帝说:“远公世外之人,对世间是非必无彼此。”接着便送信表示敬意,又赠送钱物米谷。众人无不叹服其远见卓识。诗人谢灵运恃才傲物,极少有人受他推崇,一见慧远,顿时心服。桓玄西征殷仲堪,经过庐山,要他下山相见,他称病不前,桓玄只得入山来见。左右对他说:“殷仲堪曾与他交游,公最好不要理他。”桓玄大怒:“岂有此理!殷仲堪与死人无异,提他干什么?”桓玄一代枭雄,久闻慧远之名,早想见识见识。他一见慧远,便望着他的光头说:“不敢毁伤,何以剪削?古人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你为何不遵古训,将头发剃掉呢?”桓玄果然出语刻薄。慧远不以为意,立刻答道:“立身行道。”桓玄称善,心下暗自吃惊,早已准备好的问难,也不敢出口了。后来桓玄窃据朝中大权,鉴于天下僧尼无视戒律,寺院污秽不堪 ,便大行削减,而只对庐山听之任之。

慧远在山中三十年,从来未出过虎溪一步,即使晋安帝邀请,他也称病不去。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开始病重,到六日不能进食,众人请他饮豉酒,他守戒不答应,又请他饮米汁,又没有饮,又请他喝蜜与水,他让律师查阅经文,看能否饮用,还未查出,便去逝了。临死前,他考虑到诸僧凡夫之情难以割舍,答应徒众为他行七日丧礼。他又让徒众将尸体暴露在松林中,然而弟子毕竟不忍,终于将他按常法安葬。自此,这位影不出山的高僧便永远融合在庐山的草木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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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师之行第三

◎力役田舍

晋道安法师,十二出家,神性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所重,驱役田舍;至于三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数岁之后,方启师求经。师与辨意经一卷,可五千言。安赍经入田,因息就览,暮归更求余经,师曰:‘昨经未读,乃复求耶?’答曰:‘即已成诵。’,师虽异之,而未信也,更与成具光明经一卷,将一千万言,赍之如初,暮复还经。师令诵之,不差一字,方大惊叹。

赞曰:‘安,清庙之圭璋也,置至耒耜而服勤不怨,今弟子才负寸长,礼貌衰则去矣!况田役耶?况久于田役耶?吾于是三叹。’

晋朝长安五级寺道安法师,十二出家,天生聪敏,但外貌很丑,不为师父所器重,叫他做工种田,这样做了三年,执勤辛劳,从没表现半点抱怨的形色。几年后,才去见师父要求授经典。师父给他辨意经一卷,有五千多字句。安大师带著这本经去种田,休息时就读经,傍晚归来,再要求师父授其他经典,师父说:‘昨天给你的经还没读完,就要求其他的经啊!’他回答说:‘我已经会背诵了。’师父虽然很惊异,但仍然不太相信;再给他一卷成具光明经,这本将近一万个字句。安大师仍抱著经去种田,黄昏回来还经,师父叫他背诵,背得一字不差,师父方始大大惊奇赞叹!

赞道:‘安大师的天才,就像祭拜圣贤或祖宗的宫庙里的宝玉一样,而叫他去耕田,但他仍辛劳不怨,现代的弟子们,稍具一点小才能,对他稍不客气就要离开了,何况叫他去种田服劳役?又何况长久地种田服劳役呢?!想到这里,我不禁叹息不已!’

◎受杖自责

晋法遇,事道安为师,后止江陵长沙寺,讲说众经,受事者四百余人。

时,一僧饮酒,遇罚而不遣。安遥闻之,以竹筒贮一荆杖,封缄寄遇。

遇开缄见杖,即曰:‘此繇饮酒僧耳,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遂鸣椎集众,以筒置前,烧香致敬;伏地,命维那行杖三下,垂泪自责。境内道俗无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

赞曰:‘噫!使今人发安老之缄,其不碎筒折杖而谇语者寡矣,圣师贤弟子,千载而下,吾犹为二公多之。’

晋朝荆州长沙寺法遇法师,拜道安法师为师,后来住持江陵长沙寺,讲演诸经,从他学佛的有四百多人。

有一天,寺内的一位僧人偷喝了酒,遇大师加以处罚,但没把他赶出山门。道安大师在远方听到这件事,就用竹筒装一枝笞杖,封包起来,寄给遇大师。

遇大师开封见到荆杖,就说:‘这是由于那个饮酒僧的事而来的,我的教诲和领导能力不够,致使在远方的师父担忧,而赐给我这枝笞杖啊!’于是打楗椎把众人召集来,将安大师寄来的筒杖放在前面,燃香致敬;自己伏在地上,命执刑的维那师拿荆杖打自己三下,掉著眼泪自己责备自己。这么一来,那地方的僧俗没有不赞叹佩服的,因为这件事而激发精进的人也很多。

赞言:‘唉!假使现代的人打开师父的封包的竹筒,一看是笞杖,不打碎竹筒,折断荆杖,谩骂出声的,恐怕很少了,像这种圣人师父,贤人弟子,虽时过千年至今,我仍然为这两位大师作不可多得之叹!’
摘自http://bbs.ningma.com/viewthread.php?tid=3376&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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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从忠孝勇敢看古德的行谊 d         

宋朝有一位道楷禅师,他的德行节操也是难能可贵,有一次,皇帝要赏赐紫袈裟给他,并封号为定照禅师,道楷因视功名富贵如浮云,所以不肯接受。皇上再派开封府尹李孝寿说明皇上奖赏的意思,他仍然不肯接受。皇帝生气了,派人去捉拿,严重处罚,使者知道道楷是很忠诚的人,借故问说:“禅师身体有病吧?”道楷说:“没有。”使者又说:“只要说有病,就可以不受处罚了!”道楷说:“我怎么可以说身体不好来欺骗皇上,而希望获免受罚呢?不可以的。”

对一般人来说,有皇帝要颁发奖赏给他,那真是求之不得的事,而道楷禅师却保持着修道高操的风范,莲池大师曾赞叹道楷禅师说:‘荣及而辞,人所难也;辞而致罚,受罚而不欺,不曰难中之难乎!’他的清高,以及无欺的勇敢精神,真是令人敬佩不已!

晋朝法遇法师,事奉道安大师为师,是位大根器的人,有四百多人跟随他学习佛法,其中一位游方僧喝酒,法遇知道以后,只加以处罚而没有迁单开除,道安大师听到这件事,认为犯了佛门严重的戒规,不严格执行戒法,如何领众竖立法幢?所以立刻准备竹筒,内中装一竹杖,派人送给法遇,法遇打开竹筒看见竹杖,知道是为了喝酒这件事,远劳师父忧虑,心中惭愧万分,马上敲钟集众,供起香案,自己伏在地上,请维那师用竹杖鞭打,代替道安大师处罚自己训众不严的过错。

这种事情,若是换了现代的年轻和尚,一定先打碎竹筒,折断竹杖,然后就是:‘哼!这个老家伙,太爱管闲事了。’回想古代大德,他们那种尊师重道,孝敬师长,勇于认错的态度,为我们所应学习的地方。

唐朝贞观初年,朝廷下令,凡是不经政府许可而私下度人出家者,判死刑。有许多私自剃度的和尚,就逃到法冲法师处避难,引起粮食缺乏,法冲就亲自到县府去,告诉县官,如果要判死刑,我可以顶替众人的罪,但若是能布施道粮,一定会得到很大的福报。官府受到他的勇敢与大义所感动,冒犯法网周济粮食给他。

为了个人的利益,容易生起勇气;为大众的利益,牺牲自己的生命,这种勇气就会有所计较了,古代大德常常为了大众的利益,为了佛法的延续,表现勇敢的精神,甚至牺牲生命都在所不惜。

摘自http://bbs.ningma.com/viewthread.php?tid=112&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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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不姓释-----东晋释道安(转自释仁兴法师博客) 

  现在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居士称自己为“释某某”,这个情况不知起源于何时何地。

  姓氏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以此来表示其归属的家族,传承的血脉,延续的是什么人的后裔。在东晋以前出家人的姓氏比较多,比较复杂。比如外国来中国的法师,大多数都以其故国的名字为姓,如:康僧铠 、康僧会(此是康居国人), 竺法兰、竺佛朔、竺叔兰 (此是天竺人) , 支娄迦谶、支道林、芝遁、支谦等(此是月支国人),安世高、安玄(此是安息国人);也有以三宝名字作为姓的,如:佛陀耶舍、佛陀跋陀罗(佛就是佛陀的简称),达摩难陀、达摩波罗(达摩译为法),僧伽提婆、僧伽难提(僧伽简称僧);也有仍用俗家姓氏的,如中国最早出家的严佛调、第一个受戒的朱士行等,还有最多的是跟师父姓。针对当时出家人的姓氏比较混乱,其姓氏来源也多是随师姓,道安大师发现原来出家人的姓氏太过混乱,不适宜佛教的统一和发展,就倡言:“佛以释迦为氏,今为佛子者,宜从佛之氏,即姓释。”开始大家都有些茫然,等到《增一阿含经》传译过来,其二十一品有云:“四大河入海,亦无本名字,但名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为四?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于如来所剃除须发,三法衣,出家学道,无复本性,但言沙门释迦弟子。……是故诸比丘,诸有四姓剃除须发,以信坚固出家学道者,彼当灭本名字,自称释迦弟子。”天下僧人乃信服而从之。《易居录》卷22云:“沙门自魏晋已来,依师为姓。道安尊释迦,乃以释为氏。后见《阿含经》云四河入海,无复河名,四姓沙门,皆称释种。自是遂为定式。为沙门称释之始。”于是后来中国出家人都以释为姓成为了定式。

  在家居士为什么不以“释”为姓呢?虽然七众弟子都是佛子,但是其在家出家还是有所区别的,出家人以“释”为姓,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和在家居士有所区别。其次,居士者,居家之士也,要维持家庭,延续祖宗血脉,怎么可以随意改姓呢?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出家者尚不改姓,只取法名。在佛世时,居士就不改姓,连名也不改,就是出家众也不改姓名。而改法名,乃至出家人统一“释”姓,为了表明自己归属于佛陀,所传承的不再是祖宗血脉而是佛陀法脉,所以不再用俗家姓氏、名号。
  僧人统一“释”姓,是中国汉传佛教的特色和规式,为了使僧俗不相混烂,请各位收徒弟的师父自己要知道,不要再为皈依的在家弟子取名“释某某”,并且还堂而煌之的填在皈依证上面。对于皈依证上确实是如此写填的那些居士,也不要再以“释某某”而自称,可以但称法名,或者前面冠上俗家姓氏,如“张某某、赵某某”等,或者就称本来的名字也未尝不可,这样也不会引起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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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高僧释道安大师的行业* 转

  道安法师是继竺佛图澄之后弘化于北方的高僧,他同时也是在中国佛教弘传史上具有承前启后功绩的高僧。
  道安法师(西元312年 ̄西元385年)俗姓卫,常山扶柳人(河北省正定南)人,其家族原来世代业儒。及道安出世时,他幼年而孤,家道中落,为外兄孔氏所收养,因而道安至十二岁时便出家,迈上了他奉献于佛教事业的人生旅途。据《高僧传》卷五所载,道安“神智聪敏,而形貌甚陋,不为师之所重”,因而在他出家之后,“驱役田舍,至于三年”,而道安却“执勤就劳,曾无怨色,笃性精进,斋戒无阙”。此后,道安法师才敢向他的师傅提出阅经的要求,而道安当年的读经,只能“赍经于田,因息就览”。但他竟然利用一天的田间休息时间就读完了五千字的《辨意经》,并再到他的师傅那里取来了《成具光明经》,又在田间休息时便阅览一过,致使他的师傅为之“大惊嗟而异之”。于是他的师傅让他受具,且从此后听其游学。道安此后的求学与行业的生涯,大抵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兹逐一介绍如下。

一、北方的求学与避难(西元365年以前)

  道安法师的游学,首先到达邺中,向北方的佛教大师竺佛图澄求学。当时,竺佛图澄一见道安便嗟叹不已,乃至与语终日,但竺佛图澄的门下见道安“形貌不称,咸共轻怪”。但竺佛图澄却不然,他在讲经时让道安为他覆述,众人在道安覆讲时便“疑难锋起”,而道安则“挫锐解纷,行有余力”,时人因而相与语曰:“漆道人,惊四邻”。由于当地的学者固守见闻,道安决定离开邺都游方问道,“备访经律”。石赵之末,道安逃难至濩泽(山西省平陆县),从竺法济、支昙受业。不久,他又与同学竺法汰一同上了飞龙山(在今山西省浑源西南),再辗转至太行、恒山(在河北省阜平),在那里创立寺塔,“改服从化者中分河北”。大约在西元357年,道安又回到了冀中,住持受都寺,他当时“徒众数百,常宣法化”。石赵之末的社会酝酿着种种危机,不久,冉闵之乱终于爆发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只可能是灾_NAN。面对这一现实,道安谓其徒众曰:“今天灾旱蝗,寇贼纵横,聚则不立,散则不可”,于是毅然率众入王屋、女休山(在河南省济源西北),再渡过黄河,依陆浑山(河南省嵩县西北)木食修行。但不久,又遇上了慕容俊的军队进逼陆浑,道安只得南投襄阳,才勉强找到了一个栖身修道的处所。道安在去襄阳的路上(新野),曾经遣徒分化,加上他住持襄阳以后的再次遣徒分化,便使他的法脉遍布了大江南北。道安从师法竺佛图澄到襄阳的避难,前后历将近十七年,在这一期间内,他经历了石赵的内乱、冉魏所挑起的民族战争、慕容燕与冉魏及东晋之间的战争,使他辗转流亡,备受战乱的艰辛。但道安所到一处,总是以研习佛理、教授徒众为务,因而聚集在他身边的弟子也日益增多,使他的声望逐渐地达到了东晋佛教领袖的地位。
  道安在这一时期所研习与弘扬的佛典,全属小乘教义,特别是安世高的“禅数”之学。从道安所注释并作序的《阴持入》、《十二门》、《人本欲生》等经典中可以见出,他一生对于爱欲、家庭与私有财产是非常厌恶的,他认为这些因素是导致人类杀斗不止且最终给人类带来深重灾_NAN的根源,他无宁也找到了人生苦谛的所在。因此,道安试图避开这个恶浊的现实,力求从出世间的禅定中寻找到人生的解脱,达到那种“无欲无知无为”的境界。站在这一点来看,道安不失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对于佛教的最根本教义是至为服膺的。与此同时,道安也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而他对佛教教义的诠释,往往又建筑在老庄与“贵无”派玄学思想的基础之上,使得他所弘传的佛教教义蒙上了一层浓厚的玄学色彩,也使得中国的玄学思想中渗透了佛学的思想义涵。通读道安的经序,我们将会发现:“执寂以御有,崇本以动末”( 参见《全晋文》卷一百五十八《安般注序》)是他这一思想的重要的命题。在道安的思想中,既有对神通的追求,也有持道以干预社会生活的理想,更有严持佛戒以律己的自觉意识。道安同时也是一位民族正统观念很强的东土僧人,他时刻不忘夷夏之辨,乃至其行文中也对“玁狁滑夏”、“山左荡役”充满了悲愤,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弘法利生的使命感。他在奔赴新野、襄阳的途中曾两次遣徒分化,从而促进了佛教在中国大江南北各地的弘传。其中法汰至荆州,在江南发展成为般若义学之一大家;法和入蜀,成了中国西南佛教义学的创始人;到襄阳后的慧远卓锡庐山,在那里创建了道风高邈的僧团。
  在北中国兵燹四起之时,道安当年颠沛流离、历尽千辛万苦,他未尝不对佛教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一些理性的思考。他在遭遇冉闵之乱以后,倍感“人情萧索”,于是不得不渡过黄河,来到新野(今河南省南阳)。他在饱受辗转迁徙艰苦之后,不无感慨地告诫其徒众:“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参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道安处在那样一种特定的历史年代,且佛教在中国的弘布历史并不悠久,他为了使佛教在能够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找到一线生存的空间,不得而已提出了依附人主来弘法的权宜之计,这在道安当年应当纯属一种善巧方便。但道安这一主张的提出,似乎也为后世的佛教确定了一个生存发展的原则,在历史上多数时候,中国的佛教一直充当了统治阶级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附庸品,这也不能不说是中国佛教的一大悲哀。诚然,佛教要在中国得到生存与发展,不处理好佛教徒与中国的人主之间的关系,显然也是行不通的;但佛教作为一种出世间的解脱之道,它毕竟不大适合于与工于心机的世间法搅合到一块去,更不应该去充当封建君主的软打手。尽管道安当时提出了依人主而立法事的主张,但在南方,他的弟子慧远并未完全赞同这一主张,慧远曾经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表明了佛教徒行出世间道的基本立场。但无奈后世的佛教几乎完全走上了与封建王权相结合来弘法的道路,有的不肖佛子甚至还充当了封建帝王衮衣下的应声虫,其僧格之卑下则自不待言了。诚然,如果是像竺佛图澄那样去教化帝王与大臣,从而利乐天下的有情,则佛教不但可以与封建王权相结合,而且连佛教徒出入禁宫也无妨。

二、在襄阳弘法的时期(西元365年-西元379年)

  道安毕竟不愧为一位智慧超人的大德,《高僧传》载他在新野分众以后,与弟子慧远等四百多人冒雨前进,行至襄阳那一人地生疏之处,忽然遇见一户人家,“门里有二马木昂(柳),木昂 间悬一马篼,可容一斛。安便呼林百升,主人惊出,果姓林,名百升”( 参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谓道安为神人,厚相接待。如果说道安从“两木为林,篼容百升”来揣度主人的姓名,仅仅只是一种巧合的话,则他后来的冶治佛像而获舍利、识别春秋时鲁襄公所铸大鼎上面的铭文、甄别王莽时所铸的铜斛等事迹,则必须具有博闻强识的学识才能做到。也由于道安具有超人的智慧,他在襄阳期间,深得东晋名士习凿齿的敬重,“四海习凿齿,弥天释道安”,一时成为了当时的美谈,同时也成为了流传后世的佳联。习凿齿在写给道安的信中说:“弟子闻不终朝而雨六合者,弥天之云也;弘渊源以润八极者,四大之流也。彼真无为,降而万物赖其泽,此本无心,行而高下蒙其润……”(参见《弘明集》卷十二习凿齿《与释道安书》)与此同时,习凿齿在写给东晋名相谢安的信中称道安“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同上)经过习凿齿的这番护持,道安成了名重南北的高僧,在当时的佛教界享有极高的威望,乃至晋武帝也遣使通问,并诏“奉给一同王公”。道安在获得这样有利的弘法基础之后,他在襄阳的弘化便有了一个非常殊胜的环境。当时的襄阳,是东晋王朝抗拒北方诸胡的一个前沿阵地,道安驻锡于此,前后历十五年,对于稳定当地的人心,安定那里的社会环境,确实起了一种的积极的作用。
  在襄阳时期,道安着重研究的是般若学。《高僧传》载他此时注《道行般若》、《密迹》、《安般》诸经,“并寻文比句,为起尽之义,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在对般若类经典的注疏方面,道安这一时期曾为《道行品》作《集异注》一卷,为《般若放光品》作《析疑难》一卷,为《光赞般若》作《析中解》、《抄解》各一卷,还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等着(参见《出三藏记集》卷五),“序致渊富,妙尽深旨,条贯既叙,文理会通,经义克明,自安始也”( 参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且道安每年坚持为大众讲《放光》两遍,他的佛学思想与前期相比,也显然有了新的变化,他把智度提高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不再用“禅数”去概括佛法的义趣了。他还特别清算了“贵无贱有”与“卑高有差”的旧佛学主张,建立了“本末等尔”、“有无均净”的新佛学思想体系,即“御大净而行方正”的佛像思想,它体现了道安的佛学思想由消极出世朝积极入世方向的转变。

三、晚年住持长安的弘法(西元379年-西元385年)

  由于道安当时名振天下,也便引起了前秦苻坚的注目,西元378年,他派兵围攻襄阳。此时道安再次遣徒分化,其中昙翼、法遇去了江陵,成了荆楚地域士庶的佛教领袖;昙徽到了荆州,“每法 L一转,则黑白奔波”(见《高僧传·昙徽传》);慧远卓锡庐山,在那里创立了道风高邈的禅林。而道安与朱序等人则共镇襄阳,直至次年二月被苻坚所俘。《高僧传》载苻坚在俘获了道安之后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当仆射权翼问他是何人时,苻坚说:“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苻坚将道安视为“神器”,安排他住持长安五重寺,当时道安门下僧众达数千,他的晚年在那里得以大弘法教。苻坚对道安隆礼有加,他“敕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使道安在长安的名望达到了极高的地位,长安士人为之语曰:“学不师安,义不中难”,可见,道安在长安不只是成了前秦的佛教高僧,他同时也成了长安学界的领袖。但道安对江南的晋王朝毕竟怀有眷恋之情,当383年苻坚准备发动对东晋王朝的战争(即“淝水之战”)时,道安以“舆辇之荣”极力婉谏苻坚,试图阻止这场战争。尽管苻坚没有采纳道安的建议,乃至落得淝水兵败,他本人也落得单骑而遁的结局,但道安忠于汉民族的那种赤忱仍然是灼然可见的。
  早在375年,苻坚下诏“尊崇儒教,禁老庄、图谶之说”,及道安来到长安以后,这个禁令便有所突破,因为道安所崇奉的《放光般若》,毕竟与儒家学说之间的距离甚远,倒是与老庄思想却要接近一些。道安在长安主要所从事的是译经事业,他着重翻译了小乘经典与小乘有部的论著,其中包括《鞞婆沙》、《阿毗昙心》、《僧伽罗刹集经》等,由此开创了佛教义学中的一门“毗昙学”。此外,小乘集经四《阿含》中的《中阿含经》与《增一阿含经》,也是在这一时期翻译出来的。由于道安等高僧的弘传,北方各地的小乘教义比南方要流行得多,且这个法统一直延续到了北魏时期,“毗昙学”实质上也是禅数学的继续与深入。道安的晚年颇崇奉弥勒信仰,他与弟子法遇等人在弥勒佛像前立誓,愿往生兜率。后秦建元二十一年(西元385年)二月八日,道安告别大众,在当天斋毕,“无疾而卒”,走完了他奉献佛教事业的人生最后历程。
  道安博学多才,精通内外之学,他一生对于佛教事业的贡献也很大,兹择其主要方面简介如下。道安依人主而立法事的主张,虽然不必作为佛教中的铁律来奉行,但他在当时利用这一善巧方便,颇为弘扬佛教带来了种种的方便,也使他的弘法事业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道安最重要的贡献仍然在于他对教团的整饬与对经典的注译与整理诸方面。
  在道安弘法的时期,他门下的僧众动辄数百上千,要管理好这样一个僧团,使之如法的运作,其中必须有一定的制度来约束僧侣的行为,才能使僧团保持六和敬的气氛,从而有利于僧团内部的建设。尤其是在冉闵之乱以后,道安被迫从北方辗转南迁至襄阳,其间战乱的人心惶惶未见得就不给僧团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他一到襄阳就请凉州竺佛念与道贤、慧常等人译出《比丘大戒》,道安亲自为之作序,他在序中提出了“宁持戒而死,不犯戒而生”的主张。其次,在道安所处的那个年代,僧人的姓氏或依师傅姓氏而定、或依所属国名而定,这样便导致了僧人的姓氏各不相同的现象。道安认为:“大师之本,莫尊释迦”,于是将僧人的姓氏统一为“释氏”。后来得《增一阿含经》,经中果然有“四大河入海已,无复本名字,但名为海,此亦如是。有四姓,云何为四?刹利、婆罗门、长者、居士种。于如来所,剃除须发,着三法衣,出家学道,无复本姓,但言沙门、释迦子。所以然者,如来众者,其犹大海;四谛其如四大河,除去结使,入于无畏涅槃城”(卷二十)之说,印证了道安的这一作法。从此后,僧人的这一姓氏之制,也便成了佛门中恪遵的规矩。将僧侣姓氏统一为释氏,对于消除僧团中的民族、地域等差异,增进僧侣间的和敬,促使佛教发展成为一种世界性的大宗教,无疑都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道安在襄阳期间,除了戮力迻译戒本以外,还为僧团制定了戒规。据《高僧传》所载,“安既德为物宗,学兼三藏,所制僧尼轨范、佛法宪章,条例为三:一曰行香、定座、上讲之法,二曰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曰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参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所载的《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其中收有“安法师集旧制三科第二十一”,汤用彤先生认为,道安法师所制定的三科仪轨均有梵呗的唱颂。据学界的研究,道安法师以上三科仪轨的内容大致如此:其中第一项所规定的内容为上首僧施香给众僧,众僧接纳其香以后,再依照劝请佛的规定,依戒腊顺序入座,各自在自己的座位上坐好,再按仪轨读经、讲说。第二项是针对每日六时(晨朝、日中、日没、初夜、中夜、后夜)勤行礼拜的仪轨而言,同时也包含了饮食的“唱时”等规矩。在《高僧传·道生传》中,载道生在金陵青园寺用斋时,曾有因为未唱日中之时而不得用斋的事迹,可见道安的日中“唱时”的规矩,在稍后时便蔚然成风了。第三项是有关每月两次(月中与月底)的“布萨”仪轨,僧侣们在这两天中各自反省自己的过失,在佛像前发露并忏悔,表示永不重犯的一种仪轨,这一仪轨一直沿用至今。
  道安法师对于戒规的要求是非常严肃的,在《法遇传》中,载法遇在襄阳与道安分手以后,东下江陵止长沙寺讲说众经,其门下受业者达四百余人。但他的僧团中有一个僧人饮酒并废止了晚间的上香,而法遇对这个犯戒的僧人也仅仅只施以处罚却不将之摒逐。道安远闻此事以后,“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缄封,以寄遇。遇开封见杖,即曰:‘此由饮酒僧也。我训领不勤,远贻忧赐。’即命维那鸣槌集众,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毕,遇乃起,出众前向筒致敬。于是伏地,命维那杖三下,内杖筒中,垂泪自责。时境内道俗莫不叹息,因之励业者甚众。”(参见《高僧传》卷五《法遇传》)由此可见,道安对于僧团的戒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且法遇在初遇道安时尚且任性夸诞,他后来在远离师傅的情况下尚能如此虔敬,更不难见出道安僧团奉戒之严。惟其如此,道安无需使用伎术变化,却可以达到整群小之参差的效果。戒规是维系一个僧团的必要纪律,特别是道安所处的那个动乱年代,如果缺少了它,僧团内部即会如同乌合;即便是太平盛世,僧团若缺乏戒规,僧人的威仪也将无法体现,他们自然也不可能得到信众的护持。
  道安一生对佛教典籍的注释与整理,也颇具功绩。《高僧传》载“自汉魏迄晋,经来稍多,而传经之人,名字弗说,后人追寻,莫测年代。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品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参见《出三藏记集》卷八《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道安辛勤地搜集佛典,编纂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部佛典目录--《综理众经目录》,为后世的僧祐编纂《出三藏记集》奠定了基础,它在佛典文献的编目与整理上的功绩,自是不可估量的。道安这部《经录》所整理的佛典始自东汉光和年间(西元179年 ̄西元183年),下迄他圆寂前,前后历时约二百余年,共收录译家十七人,所译经、律、论二百四十四部,失源佛典三百零九部,疑伪经二十六部,注释经典二十五部。在经录的整理中,道安充分运用他广博的学识,通过实证的手段,为考察东汉至东晋年间的佛典流传本始、辨别佛典迻译之真伪、区分外来译著与本土译著,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蓝本。
  在对佛典的翻译方面,道安总结了以往佛典翻译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他对佛典翻译的主张。他认为将胡语佛典翻译成汉语,始终存在着“文”与“质”两种翻译风格,“质派”真实于佛典原著,但文辞不雅,诘诎难读;而“文饰”虽然合于今俗,但又难免不使佛典的原意遭受改变。据此,他将佛典翻译中的这些困惑总结为“五失本”与“三不易”,提请译家引起注意。兹将道安法师的“五失本”与“三不易”的内容摘引如次:
  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而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于叹咏,叮咛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从,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虽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参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
  概括地说来,胡语与汉语在语法体系、文章组织结构与文风诸方面,都不尽相同,而要将千古圣人的言教译为汉语,要做到“不失本”、“不易”(不改变原意),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佛典还是在佛陀圆寂以后经过了阿难等佛弟子的结集整理了一番,再又辗转翻译成为西域各地的语文的呢!道安本人对于佛典的翻译也力求文辞晓畅、传事“勿失厥义”,其目的无非在于探求佛教原旨。道安在襄阳时抄集了《十法句义》,到长安以后又组织译介《阿毗昙》,也是为了要弄清这些佛教名相,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住佛理。正因为道安法师对于佛典的翻译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乃至后来的译经大师鸠摩罗什也尊称他为“东方圣人”,“恒遥而礼之”。
  道安法师在对佛典理论的探讨方面,比较注重对般若的研究,同时对“毗昙学”也颇用心。他晚年在长安除了保持恪守戒律的原则以外,在修持方面则注重对弥勒信仰的建立与往生兜率的实践。据《高僧传》所载,道安法师在圆寂前曾得到了异僧的指点,“备观兜率妙胜之报”,尔后才如愿往生的。道安法师的这一修持特色,似乎开创了中国净土信仰之先河,后世慧远法师的庐山结社、期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举措,无疑是对道安法师遗志的继承。此后,对西方净土的向往与往生的实践,在中国遂成为一种广泛的民众信仰,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
  道安法师继竺佛图澄之后在北方弘传佛教,他一改竺佛图澄以擅长神通为方便的传法手段,不使用变化伎术,而是依靠对于僧团的组织建设、以严格的戒规来维系僧团,同时也以弘传佛教殊胜的教义作为他毕生的事业。这便使得东晋时期北方佛教的弘传为之一变,也为后来鸠摩罗什来长安译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僧人姓氏的规范,则已经成了佛门永世奉行的法则;他为僧团所制定的仪轨,也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至于他整理、注译佛典的功绩,自是泽被后世的不朽事业。他在东晋时期北方佛教的弘传中,肩负起了承前启后的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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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南北朝时期佛经的传译与译师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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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晋南北朝三百多年间(西元二六五~五八九),由于印度大乘佛教逐渐兴盛,西域印度高僧,凭弘传佛法悲心愿力,不辞艰劳,藉丝路东来者甚众,翻译出大小乘三藏三千余卷,奠定了中国佛教宗派理论发展及教义基础,以下就当时的翻译作品说明如下:

  一、四部《阿含经》翻译完成,声闻四谛八正道等教法甚为完备,解脱道迹可资依凭。

  二、姚秦时代,鸠摩罗什三藏法师及其弟子,翻译讲说三(《中》、《百》、《十二门》)论、《成实论》,开启了三论及成实学派,南北朝时期,习者甚众,影响当时学风甚广,梁三大法师(僧旻、智藏、法云)皆受习成实之学。

  三、律藏的翻译,《十诵律》、《四分律》、《摩诃僧祇律》、《五分律》及大乘《梵网》律皆已具足,与日后中土习律、传戒及律宗发展关系甚大。

  四、《涅槃经》的翻译成立了涅槃学派,《十地经论》及《摄大乘论》之翻译学习,开启了地论宗及摄论宗学风,《妙法莲华经》成为智者大师一乘实相见地与判教根本。唐代贤首大师,则依据晋译《华严经》教法,开创了华严宗。

  这一时期译经师,由西晋开始介绍如下:

  西晋国运共五十二年,《开元录》记载译师,缁素有十二位,其中以竺法护影响最大,翻译经典最多,据《开元录》等描述<注1>:

  竺法护法师,本姓支氏,祖先月氏国人,世居敦煌,八岁出家,事外国沙门竺高座为师,遂以竺为姓<注2>,笃志好学,日能诵万言,博览六经,当时京城洛阳一带,虽然崇敬寺庙、佛像,然而大乘深经,仍流传葱岭外,于是“慨然发愤志弘大道”,随师西游,遍学西域三十六国语言,大齎梵经还归,自敦煌至长安、洛阳,沿路传译,至晋愍帝建兴元年(西元三一三)约五十年间,翻译出《放光般若经》、《正法华经》等经典一百七十五部,三百五十四卷,“孜孜所务,唯以弘通为业,终身写译,劳不告倦”,经教所以开始广流华夏,竺法护贡献良多。晚年立寺于长安,精勤行道,僧众数千人宗事之,时人称为“敦煌菩萨”,当时帮助竺法护译经笔受、校阅者,有信士聂承远等人。
西晋时期,重要译经师尚有无罗叉<注3>、帛法祖<注4>、法炬<注5>、法立<注6>等大德。

  东晋时期,佛教划分成南北区域,北方五胡十六国,以前、后秦国都长安为中心,南方为东晋疆域,以建康、庐山为中心。

  前秦建元年间(西元三六五~三八四),沙门竺佛念、僧伽提婆、僧伽跋澄、昙摩难提等陆续来到长安,时道安法师住钖地襄阳为苻坚之兵攻陷(西元三七九年),道安被迎请至长安,甚受国主苻坚礼遇,在道安及当时苻坚秘书郎赵政之请下,前述沙门共译出经论百余万言,道安参与校正,并为所译出经论作序,现存诸序收录在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六至十。略为介绍当时译师如后(据《开元录》)<注7>。

  竺佛念法师,凉州(甘肃武威)人,弱年出家,讽习众经粗涉外典,对于训诂之学及音律、文辞等,善能通晓应用,西域诸国语文音义,莫不兼解,虽未得义学沙门之誉,然而博闻之名声甚着。建元年中,昙摩难提、僧伽跋澄等至长安,宣出梵文佛经,当时名德,除竺佛念外,无能传译者,大众咸推举之,可说是在苻姚二秦间译经的宗师,所单独译出者有《菩萨璎珞本业经》、《出曜经》等十二部经,传译有《阿含经》、《四分律》等。

  僧伽跋澄(意译众现)法师,罽宾国(印度北方)人,博览众典,善能通晓禅观、法数、阿毗昙等部派经论,至长安共道安法师等译出《鞞婆沙论》、《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等论集。

  昙摩难提(意译法喜)法师,兜佉勒国(帕米尔高原西南古国)人,聪慧夙成,闇诵《中》、《增一》二阿含,常谓“弘法之体,宜宣扬于未闻之处”,所以远冒流沙,东游至长安,诵出此二《阿含》,当时义学沙门写出梵本,由竺佛念传语、慧嵩法师笔受翻译之。译出经论计五部一百一十四卷。

  僧伽提婆(意译众天)法师,罽宾国人,学通三藏,尤善《阿毗昙心论》等,常诵《三法度论》,昼夜精勤。道安法师圆寂后,为庐山慧远法师所请,入山译出上二论,后游建康,晋琅玡王司马珣请讲授阿毗昙,并集京都义学沙门四十余人,重译《中阿含经》<注8>,《大正藏》中收录为此译本。

  道安法师,东晋时代僧界名宿,为佛教初期发展中心人物,常山扶柳(今河北正定)人,年七岁读书,再览能诵,其师尝试予《成具光明经》一卷,近万言,朝出暮还,覆诵不差一字,后师事佛图澄,广习法教。晋哀帝兴宁三年(西元三六五),为避战乱,南投襄阳,尝谓众曰:“今遭凶年,不依国主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抵达襄阳,复宣佛法,四方学人竞往师之,注解《道行般若》、《安般守意》诸经,于十五年中,每年讲《放光般若》两次,编辑《综理众经目录》,以表经典品名、时代等,为经典有明据之始。道安判经分科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甚为允当,后人称之为“弥天高判”。

  晋太元四年(西元三七九),道安为苻坚请至长安,住五重寺,僧众数千人聚,大弘法化,护持经典翻译,贡献甚多,尝劝苻坚迎请鸠摩罗什东来,罗什亦闻道安名声,谓是东方圣人。太元十年二月八日,忽告众曰:“吾当去矣”,是日斋毕无疾而终,因其初生时,左臂有一皮广寸许,可得上下,肘外有方肉,上有通文,时人谓之“印手菩萨”,著名弟子有慧远、慧持等。

  道安法师曾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注9>中提到,译外国语言为汉语,必须谨慎于所谓“五失本、三不易”,避免所译失实,说明如下:

  一、胡言汉语,语法结构不同,将胡言尽倒语序而使顺从汉语,为一失本。

  二、胡经崇尚质朴,汉人喜好文饰,传译经典若为悦可众心而文饰之,为二失本。

  三、胡经在叹德歌咏、叮咛反覆处,或至三四次之多,嫌其烦覆而裁剪之,为三失本。

  四、胡经有含义之注记文字,以为似乱辞,删除不存,为四失本。

  五、胡经原文在叙述完一事,另傍及他事时,后文腾用前文,辞句重复,皆悉删除,为五失本(失去了原文本意)。

  所谓“三不易”,为翻译上三点困难的地方:

  一、圣人设教,必契合时节因缘,时节风俗流易,欲翻译古文适用于今时,此是一不易。

  二、圣人凡夫,愚智差别甚大,圣位未阶,欲令千百年前圣人微言大义,翻译出流传于后世末俗,此是二不易。

  三、佛经由大迦叶、阿难尊者等五百位六通大阿罗汉共集,兢兢业业审听结集而得,千年后生死凡夫,以近意量截而翻译,此是三不易。

  于今时二十一世纪初,距道安大师时代,遥隔千六百多年,然而此“五失本,三不易”仍值得为有心译经为外文或白话译经者,作为谨慎翻译之参考。




注解

1.参考《开元录》卷二,及《梁.高僧传卷一》〈竺法护传〉。
2.东晋以前沙门,多随师称姓,后来至道安法师,方倡以释为姓氏。
3.沙门无罗叉,翻译出《放光般若经》三十卷,此经梵本为沙门朱士行西行取经,嘱弟子弗如檀所带回。
4.沙门帛法祖,译出《菩萨修行经》、《佛般泥洹经》等,尝与道士王浮等辩论邪正,王浮屡辩不过,瞋而伪作《老子化胡经》谤破佛法。
5.沙门法炬,翻译出《楼炭经》、《罗云忍辱经》等经典,多为阿含及譬喻部类。
6.沙门法立,与法炬共译出《法句譬喻经》、《福田经》等经典。
7.竺佛念部份,参考《开元录》卷四,僧伽跋澄、昙摩难提、僧伽提婆部份,参考《开元录》卷三,道安法师部份,参阅《梁.高僧传》卷五。
8.前所翻译之汉文,因战乱等因素,译文未尽其本旨,故重译之。
9.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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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道安是东晋十六国时期的佛学巨子,也是中国佛教史上划时代的佛教学者和僧团领袖,俗姓卫,西晋永嘉六年(312年)生于常山(郡治在今河北正定南)扶柳。他的家族本是儒学世家,但父母早丧,从小寄养在表兄孔氏家里。7岁开始读书,经过五年学习,粗通五经文义;12岁出家为僧,开始了为弘扬佛教而不倦努力的生涯。
    刚出家的时候,道安仅仅是一名小沙弥,长得又瘦黑,老师并不看重他,打发他去种田。对于这种安排,道安毫无怨言,勤勤恳恳,一干就是三年,工余斋戒修行,也做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三年之后,才恭敬地向老师借阅佛经。老师挑了一卷浅一点的《辩意经》给他,大约有5000字。道安带着这一卷佛经下田,田间休息时取经阅览,看一遍就把全部内容背诵了下来。晚上回寺,他把此经还给老师,要求另借别经。老师感到惊讶,又有些生气,心想这小沙弥好高鹜远,贪多图快,这次给你一卷长的,看你还敢逞能?于是拿了一卷将近一万字的《成具光明经》给道安,把他打发下田了。没想到当晚道安回来,又把经卷归还老师,要求另借。这一下可把老师惹火了,板起面孔着实把道安教训了一番。道安也不分辩,待老师数落完,请老师手执经卷,自己站着把经卷从头至尾背诵了一遍,一字不漏。这一来,老师才看清这位其貌不扬的弟子,天才而又勤奋,十分惊喜。从此,老师对道安刮目相看,让他随意攻读寺中藏经。到了道安20岁那年,老师亲自为他受了具足戒,准许他自由外出游学。 离开了启蒙的老师,道安来到了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南邺镇、三台村迤东一带),投著名的佛教领袖佛图澄为师,研修佛学。佛图澄很器赏道安的才识,道安对佛图澄也非常钦仰,受业非常勤恪。佛图澄每有讲授,道安皆能复述,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妒恨。此后道安每次复讲,众人故意提出许多问题刁难,但道安挫难解纷,应付裕如,终于使同学们心服。大家不由得敬慕地说:“漆道人,惊四邻”。(当时称和尚为道人,漆道人就是黑和尚的意思。)
    在佛图澄门下,道安主要学习小乘佛教,同时也修学大乘般若学说,对于佛教之外的儒家经典和老庄玄学也时加留意。他在佛教两种主要学说方面的训练和从小表现出来的博洽多通、兼容并蓄的学风,给他一生的学业打下了基础。
    佛图澄死后的第二年(349年),后赵皇室的内争加剧,道安离开邺都,避难来到濩泽(今山西阳城)一带山区。当时著名的学问僧竺法济、支昙讲、竺僧辅、竺道护等人也先后来到这里。他们成了道安的良师益友,道安在他们的帮助、鼓励下,于艰难中坚持研究佛典,并开始撰写了一些佛经注疏。
    不久,北方政局大乱,在某些统治者的挑动下,胡汉民族之间展开了血腥的仇杀。于是道安又北上至雁门郡的飞龙山(在今山西浑源西南)避难。其时他少年时的朋友、著名的学僧释僧光已先期来到此山。两人相逢欣喜,遂共同研究佛教义理。一天,道安在讨论中提出,先前用格义的方法解释佛经,常常违背佛理的本来精神。僧光很不以为然,说:我们的任务是用通行的方法分析好经义,怎能对前辈们的做法说是道非?道安理直气壮地反驳说:阐扬教理,应该力求准确贴切。大家共同探讨分析,互相切磋琢磨,就像竞相擂动法鼓,哪能讲究谁先谁后?
    这里提到的格义,就是借助儒经和玄学的名词、概念、比附、解释佛经中艰深难懂的道理,由竺法雅首创,一时学僧包括道安在内都曾使用过。在当时的条件下,“格义”的方法好不好,可以姑置不论。重要的是道安不盲目迷信前辈,不囿于成规,在钻研和宣扬佛学理论过程中表现了一种坚忍不拔又富于创新的精神,使他对于佛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旁人难以企及的贡献。
    此后道安来到太行恒山(今河北阜平北),创立寺塔传教。这时他门下的弟子已经洋洋济济,而听过他讲学、受到他教化的人“中分河北”,意思说河北一带半数的人曾受到他的教化。他成了一个巨大僧团的领袖,同时又是数以千计的弟子和大量在俗信徒的老师。他的大名也传到统治者耳里。当时前燕已统治河北大部,前燕武邑(郡治在今河北武邑县)太守卢歆特使沙门敏见邀请道安前去传法。不久复至邺都,住受都寺,徒众数百,常宣法化。又因前燕境内的政治动乱,出走至邺西北的牵口山,遇天灾旱蝗,寇贼纵横,复率众入王屋女林山(当今河南济源西北),旋渡河入陆浑(今河南嵩县东北)山中,栖居修学,以草木充饥。
    兴宁二年(364年),前燕向南扩张,许昌、汝南、陈郡、洛阳次第为燕军攻占。为避战乱,道安率众南投襄阳,行至新野(治新野县,在今河南西南),召集徒众说:“现在遇到灾年,若不靠国主,则法事没办法进行。况且我们宣扬佛法,应该越广泛越好。”于是作出安排,把僧团分成几个部分,让同学法汰带一部分人前往扬州(治所在建康,今南京),说:“彼多君子,好尚风流”;又让弟子法和带一部分人入蜀,说那里“山水可以修闲”。自己则带领弟子慧远等400余人,直达襄阳。
    襄阳的士大夫和佛教界人士久仰道安的高风懿德,对道安的前来表示热烈的欢迎。道安将至未至之时,襄阳名士习凿齿先致书通好,赞扬道安对于佛教的兴隆“任当洪范,化洽幽深”,表示“此方诸僧,咸有思慕,若庆云东徂,摩尼回曜。”充分表达了他本人和襄阳佛教僧俗对道安的崇敬和期待心情。后来习凿齿写信给当朝重臣谢安,向他推荐道安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技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妙义,故所游刃,作义乃似法兰、法道。恨足下不同日而见。”这样,道安的道德、学问,又被介绍给东晋朝中权贵了。大名士郗超是位玄学清流,信奉佛教,与江东名僧支道林交契很深。听到道安的大名,特派人送米千斛,还写了封长信,深致殷勤。很能代表江东名流对道安的钦仰敬重心情。
    道安深知与国主和贵族官僚交往的重要性,所以也很得体地与这些王侯公卿士大夫们周旋。据说道安到襄阳住下后,习凿齿前来拜访,坐定之后,习自通姓名曰:“四海习凿齿”,道安应声曰:“弥天释道安”,时人以为名答。对于郗超的送米,道安回信说:“损米,弥觉有待之为烦。”“有待”是《庄子·逍遥游》中的用语,道安借用来指要依赖衣食等外在条件才能生存的身体。佛教教义认为,由于前世之“业因”修成今生之身,而此身要依赖衣食才能生存,所以充满苦恼。在这里,道安用《庄子》的话讲述佛教道理,最适合郗超这类玄佛合流的名士的口味,更能博得他们的喜爱和敬重。经过这样的交往,道安的名声越来越大。东晋孝武帝因而遣使问候,并下诏曰:“安法师器识伦通,风韵标朗,居道训俗,徽绩兼著。岂直规济当今,方乃陶津来世。俸给一同王公,物出所在。”有了皇帝和各级官僚们的精神和物质支持,道安僧团的活动就方便多了,道安本人也得以全力进行佛学的研究、传授和僧团的管理工作。
    在襄阳的15年中,道安每年讲两遍《放光般若经》,未尝废缺。讲授中,发现无叉罗译的《放光般若经》和竺法护译的《光赞般若经》各有优缺点,但都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当时又没有更完善的译文,道安为了探求佛经的本来含义,采取了不同译本的对比研究方法。一是把《放光经》与《光赞经》对比着细读,“寻之玩之,欣有所益”,将心得写成了《合放光·光赞略解序》一文。二是把大品《放光般若经》与小品《般若道行经》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道行经》是《放光经》原本节抄本的见解。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道安长期坚持不舍。他的丰富著述,不少得力于此;直到长安以后,仍留心研究《放光》和《光赞》。前秦建元十八年(382年),长安的一些僧人着手翻译车师前部(治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国师鸠摩罗跋提献进的胡文《大品》一部,按照道安的主张,这部经文与《放光》《光赞》相同处,不再另译;上述两部经典中被译者遗漏的部分,逐一补正;至于与两经文义不同,不能确定孰是孰非者,也译出来,并作为上述两经相应部分的子注。这个译文题为《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共5卷。从此,可借助三个不同译本对大品《般若经》进行比较研究。
    道安在襄阳的另一重大成果是整理佛典,编成目录。当时社会上流传的各种手抄经本日益增多,有的佛经具有几种不同题目的译本,有的佛经已不知译者和译出年代,还出现了不少中国人编撰的“伪经”。道安对这些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编出经录,后人称为《道安录》、《安录》或《综理众经目录》。此书今已失传,但它的内容被梁代僧祐的《出三藏记集》大量吸收,可以借以看出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经律论录;(2)失译经录(即译者和译经年代不详的经典);(3)凉土(凉州)异经录;(4)关中异经录;(5)古异经录;(6)疑经录(录真伪难定之经);(7)注经及杂经志录。
    道安的这部经录对后世影响很大,为后来的佛经典籍整理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道安《经录》中的第七项所谓注经,是指他自己多年来对佛经的研究著述。在道安以前,汉人僧侣对佛经的研究著述甚少,道安发挥自己博览群书,对儒经、老庄、佛教大小乘经典都很熟悉的优势,在佛典研究上下了很大功夫,成果很大。据统计,道安所著各种佛教著述(包括注解、序)48种,其中可断为小乘著作的有24种,大乘般若著述14种,地志1种,经录1种,戒规1种。在这些著作中,道安借助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老庄玄学语言、概念,来解释和发挥佛教教义;特别在般若学方面,套用玄学贵无派的本体论的论证方式,建立了“本无宗”的般若学理论,是东晋十六国时期中国佛教般若学派“六家七宗”中影响最大的一派学说。
    道安管理僧团的成绩也很卓著。他领导的僧团规模很大,而当时传至中国内地的戒律很不完备。在这种情况下,道安参照自己所了解的戒律,制定了“僧尼轨范”,分为上经、上讲、布萨(即忏悔)三科,对僧侣讲经说法的仪式和方法,日夜六时的修行、食住,半月一次的说戒忏悔仪式和夏安居结束时举行的检举忏悔集会,都订出了切实可行的办法、守则。又用自己的高尚道德和模范行动带动弟子们严格遵循“僧尼轨范”。所以他领导的僧团能够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斋讲不倦,受到天下士人的推崇;他的“僧尼轨范”也因而风靡全国,“天下寺舍,遂则而从之”。后世称道安制定僧尼轨范一事为凿空开荒,是中国僧团有僧制之始。东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春,前秦将领苻丕攻陷襄阳,把道安与习凿齿同送长安。道安自兴宁三年至襄阳,太元四年离去,在襄阳时间首尾长达15年。这15年是道安一生佛教活动的重要时期,对后世中国佛教的影响相当大。
    道安是根据前秦皇帝苻坚的意愿被送到长安的。苻坚对道安非常崇敬,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道安到达长安后,他高兴得不得了,写信给诸镇将领说:过去晋朝平吴,认为最大的收获是得到了陆机、陆云二位才子;现在我们攻下汉南,获士才一人有半。他说的一人指道安,半人指习凿齿,可见对道安的尊崇。
    道安在长安被安置在五重寺。此寺有僧众数千人。此后道安实际成为前秦的最高佛教领袖。他照旧每年讲《放光般若经》二遍,又以极大精力组织佛经翻译工作,培养出许多有成就的弟子。他还提出僧侣都应从佛祖姓释的主张,被新传入的《增一阿含经》证明符合佛经教导,从此出家者皆以“释”为姓,自称“释子”,对于增强佛教僧侣的宗教意识,巩固僧侣集团的统一起了重要作用。所有这些,说明道安终生不渝地为弘传佛教竭尽精力不懈奋斗。
    但是,由于苻坚时时向道安咨询国事,道安在长安较多地参加了政治活动,他实际上成了苻坚的高级政治顾问。
    苻坚基本平定北方后,企图南下灭晋,朝臣多不赞成,但是谁也不能说服苻坚改变主意。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大臣找到道安,请他出面谏阻苻坚。道安有较强的民族意识,心中也为东晋的危险处境担心,便答应了大臣们的要求。有一天,苻坚将要游玩东苑,请道安同辇共游。仆射权翼进谏说:道安剃发毁形,是礼教不容的人,不宜和陛下同载,污秽神舆。苻坚勃然大怒,斥责权翼说:安公的道德高尚无比,拿全天下不足换到这样的大贤。他和我同乘,不是他得到光荣,而是我沾光不少。当即命权翼扶道安升辇。路上,苻坚谈起将南下灭晋的事,道安乘机进谏说:“陛下应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维,逍遥顺时,以适圣躬,动则鸣銮清道,止则神栖无为,端拱而化,与尧舜比隆,何为劳身于驰骑,口倦于经略,栉风沐雨,蒙尘野次乎?且东南区区,地下气疠,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适而弗归,何足以上劳神驾,下困苍生。《诗》云:‘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苟文德足以怀远,可不烦寸兵而坐宾百越。”道安在这里引用儒家的观点,劝苻坚要用“文德”感化尚未归服者,而不要使用武力攻取东晋。苻坚不听,说为了混一六合,解救苍生,他不辞劳烦。道安不得已,又提出缓兵之计,建议苻坚进驻洛阳,驰檄晋廷,让东晋自动臣服,否则再进兵讨伐。苻坚还是不听,终于导致了淝水之战大败,国家也因此而解体。但是在四面楚歌声中,苻坚仍然十分敬重道安,把道安与另一位被奉为神明的隐士王嘉安置住在外殿,直至道安去世。
    道安在长安士大夫中也享有崇高的威信,他广闻博览,文章写得很好,长安官僚贵族子弟写诗著赋者,都来依附,借以提高自己的声名。蓝田县得到一只大鼎,鼎上铸有篆铭,人皆不能辨认,请道安看。道安一看便识,告诉大家这是古篆书,上写“鲁襄公所铸”,一边说,一边顺手写成隶书。苻坚又得到一只形制奇特的铜斛,请教道安,道安又识出那是王莽创制的铜量。由此朝野都佩服他的广闻博识。苻坚指示他的学士,无论佛学还是外学,有疑难处都向道安请教。京城一带因而形成一句谚语:“学不师安,义不中难。”意思说做学问如不以道安为师,学问就不能精深,经不起人家的质疑问难。道安的大名还远播于西域。据传,龟兹的名僧鸠摩罗什就常说道安是东方圣人,向他遥致敬意。鸠摩罗什在汧陇以西被尊为大德大智之人,道安能得到他这么高的评价和崇敬,是很不容易的。
    道安卒于前秦建元二十一年(385年),终年74岁。有人曾问道安的弟子昙徽说:“法师的道行何如您的老师?”昙徽说:“跟老师比,我只是一滴水,怎么敢跟江海比呢?”有人为道安作了这样的赞语:“物有广赡,人固多宰,渊渊释安,专能兼倍。飞声汧陇,驰名淮海,形虽草化,犹若常在。”看来,道安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就像是既圣且贤的释门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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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胜地、西藏诸大成就者,或各大寺庙之创建者之传承诸上师, 特别于自己的根本上师之圣诞、圆寂,大弘教法时期等诸大节日,行者若能审慎记持,亲自修做供养等善行,以此为修集显密伟大事业之福业资粮,比之于通常之闻思观修念诵之功德,此特为超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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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礼一切诸佛菩萨!
顶礼道安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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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道安寺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世称“沙门释姓之源”。 护国道安寺,古名“五重寺”,亦名“义安院”。《咸宁县志》云:“道安寺在城南四十里,北五里,为苻秦国师道安居地。”现存《苻秦国师塔记》碑载:“府城南有义安院,为苻秦国师道安遗迹,寺内有道安洞院,院中有塔,西倚高崖,东眺樊南之景。新街村樊家什子有古庙一座名“国师庙”相传为道安寺之山门。神禾原畔至今亦名“寺脑”,足见昔日道安寺之宏伟浩大。道安寺屡遭战乱兵燹,及唐“三武之祸”。昔日高台殿宇皆荡然无存。仅存碑石一块,石像数尊,横于蓬蒿乱草之中,其景其境甚令哀叹。幸喜今朝,政通人和,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十方善信的大力护持下,现由宽严法师主持道安寺各项法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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