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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佛教律学祖师僧祐圆寂纪念日介绍

印度胜地、汉藏诸大成就者,或各大寺庙之创建者之传承诸上师, 特别于自己的根本上师之圣诞、圆寂,大弘教法时期等诸大节日,行者若能审慎记持,亲自修做供养等善行,以此为修集显密伟大事业之福业资粮,比之于通常之闻思观修念诵之功德,此特为超胜。

顶礼所有诸佛菩萨!
顶礼一切古德!

僧祐前礼最胜尊,稽首清净无比法;
     
次归离垢应真僧,三宝慈护永住世;
     
像末少信信不纯,邪见迷没陷众苦;
     
三藏遐旷难究寻,懈怠障碍令法没;
     
故集本师源缘记,经律传证增信根;
     
仰承大士誓愿心,敢厝弘意于后世;
     
愿同见闻随喜福,法灯延照尽来际。

选自《释迦谱》 梁 僧祐撰 祈愿文)


    释迦谱(5卷)〖梁 僧祐撰〗
    弘明集(14卷)〖梁 僧祐撰〗
    出三藏记集(15卷)〖梁 僧祐撰〗
6月27日(恭逢六朝齐梁时代僧祐大师纪念日,记载中他于这一天圆寂,僧祐大师是齐梁时代的一位律学大师,也是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亦是我国古代最早期的藏经目录学家和佛教经典整理收集制度使之完整的中国佛教传统建立者之一,为后代作出开创性的贡献。
      
僧右.jpg
2009-6-18 10:26
僧佑大师(445~518),南朝梁代僧。

  幼即智能超颖,以四岁之龄,入名蓝古刹建初寺,依止僧范出家。

  十四岁至定林寺,先后师事法达、法献。二十岁受具足戒后,遂追随律学名匠法颖深究律部。

  师博通各家典籍,专精五明,尤擅绘像。工巧之术。毕生钻研戒律之学,独钟《十诵律》,并于讲律弘道、造立经藏、肃整清规等佛事,孜孜不倦。

  僧佑大师晚年,仍笔墨不辍,致力于经典的撰述,计有《释迦谱》、《出三藏记集》、《萨婆多部相承传》、《弘明集》等多部著作。


现就大师一生作简单介绍:

僧祐是齐梁时代的一位律学大师,也是古代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他原籍是彭城下邳(今徐州专区邳县),生于江南建业(今南京),俗姓俞氏。幼小时随父母入建初寺(当时在建业城内)礼拜,欢喜踊跃,就不肯回家。父母依从他的愿望,允许他在寺内出家,奉僧范为师。到了十四岁时,又投定林上寺(在钟山)法达(昙摩密多的弟子,见《高僧传·昙摩密多传》)门下,法达“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祐传》);同时法献也在定林寺弘化,“律行精纯,德为物范”(《高僧传·法献传》),僧祐都从而服膺奉事,执操坚明。受具以后,又受业于法颖;法颖是当时的律学名匠,僧祐随侍尽心钻研二十余年,终于精通律部,有名于当世。法颖逝世(齐建元四年,482)后,永明年中(483—493)竟陵王萧子良每请他开讲律学;由于他披释精详,辩解入微,因此听众常七、八百人。又奉齐武帝敕,往三吴(今湖州、苏州、绍兴地区)去试简僧众,并讲《十诵律》,说受戒法。所得的信施,都用来修治建初、定林诸寺,并在两寺造立经藏。从此以后,在他后半生数十年中,经常为学众广开律席,“春秋讲说,七十余遍”(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僧祐法集总序》),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也就在于传弘律学。

僧祐所传弘的律学,即是中土流传最早的萨婆多部(即一切有部)《十诵律》。这是由于当时四部广律(《十诵》、《五分》、《四分》、《僧祐》)虽都已在中国译出,而由北印度罽宾传来的萨婆多部《十诵律》在中国最为流行。法颖律师就是盛弘此律的巨匠,僧祐长期从他就学,故亦弘演此律。他在所撰《萨婆多部记序》中说:“年逾知命,仰前觉之弘慈,奉先师之遗德,猥以庸浅,承业《十诵》,讽味讲说,三纪于兹。”可见其律学师承的严谨。

僧祐关于律学的撰述,有《萨婆多部记》五卷和《十诵义记》十卷,前者属于历史方面,即他所传弘的律学师承传记;后者属于义理方面,即他所传弘的律学义解记述。这两部律学著作都是他中年以后——即四十几岁到五十岁之间的作品,是古来萨婆多部《十诵律》学方面的重要著述。可惜这两部书都早已亡佚不传,只《出三藏记集》中略载它的目录和序文而已。

僧祐生平在弘传律学而外,对于佛教文史著述和文化艺术事业,也有非常丰硕的成就,略如下述:

一、造立经藏 中国佛教典籍至齐梁时已甚丰富;但历史上第一个搜聚卷帙建立经藏的,实即僧祐在建初、定林两寺所建立的经藏。而它的动机似乎受自其师法颖的影响。据《高僧传》卷十三《法颖传》载:“颖以从来信施造经像及药藏。”僧祐更扩大这一事业,先后在建业城内建初寺和钟山定林上寺营建般若台造立经藏,并各有文记载其事(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目录)。其中定林上寺经藏的建立,还得到梁临川王宏的大力襄赞(同上)。著名文学家刘勰也相随从事整理厘定,并区别部类加以序录(见《梁书》卷五十《刘勰列传》)。后来慧皎在《高僧传》中也称述僧祐“造立经藏,搜校卷轴,使夫寺庙广开,法言无坠”的劳绩。

二、撰制经录 僧祐在两寺建立经藏,编制成《出三藏记集》十五卷,实为中国现存的最古的佛教经录。其中目录部分系依据道安的《综理众经目录》加以考订并增补而成。僧祐在此书中自称:“爰自安公始述名录,铨品译才,标列岁月,妙典可征,实赖伊人。敢以末学,响附前规,率其管见,接为新录,兼广访别目,括正异同”(《出三藏记集》卷二)。他在此书的撰制当中,曾经“钻析内经,研镜外籍,参以前识,验以旧闻”(同书《序》),旁征博考,确实费过不少功力。此书保存了古代译经史上许多原始资料,值得后世学人的凭藉研究和珍视。

三、佛教文史著述 僧祐一生撰制的佛教文史著述,有《出三藏记集》十五卷、《萨婆多部相承传》、《十诵义记》、《释迦谱》五卷、《世界记》五卷、《法苑集》十卷、《弘明集》十四卷、《法集杂记传铭》十卷。这八种著述,他曾总名之为《释僧祐法集》,并自序称:“窃有坚誓,志是大乘,顶受方等,游心四含。加以山房寂远,泉清松密,以讲席间时,僧事余日,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仰禀群经,傍采记传,事以类合,义以例分;显明觉应,故序释迦之谱;区别六趣,故述世界之记;订正经译,故编三藏之录;尊崇律本,故铨师资之传;弥纶福源,故撰法苑之编;护持正化,故集弘明之论;且少受律学,刻意毗尼,……既禀义先师,弗敢坠失,标括章条,为律记十卷;并杂碑记撰为一帙。总其所集,凡有八部。冀微启于今业,庶有借于来津。”在这八部书中,集录了很多古记遗文,多是古代重要的佛教文史资料,极为可贵。现只《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弘明集》三书尚存,其余五种均佚。

四、佛教工艺的业绩 僧祐在他所撰述的《法苑集》中,搜集有关于佛教音乐、歌呗、法乐、梵舞、造像、雕制等记载和文献甚多;可见他对于佛教艺术的兴趣和修养甚深,曾被当时朝野缁素人士所一致推崇。如《高僧传》卷十一本传载:“祐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等,并请祐经始,准画仪则。”其中光宅寺铜像,系梁天监八年(509)僧祐奉敕监造,用铜四万三千斤,铸成丈九佛像,其庄严精美,被称为东方第一(见《高僧传》卷十三《法悦传》)。嗣天监十二年(513),僧祐又奉敕监造剡县(浙江嵊县)石佛,前后雕刻四年,造成极精美的五丈坐佛和十丈立佛,并造龛台、门、阁、殿、堂,以充供养(《高僧传》卷十三《僧护传》)。在这以前摄山大佛和千佛岩,创始于齐仲璋,齐梁时代如豫章王、竟陵王等多发心出资依山造像,僧祐常为之规画并监造。据《出三藏记集》卷十二《法苑集》中有《太尉临川王成就摄山龛大石像记》;又陈江总《摄山栖霞寺碑铭》载:临川王就石雕千佛加以莹饰镂刻。临川王是僧祐的虔诚信徒和有力护法,因之这项工程是出自僧祐的规画无疑。可见僧祐在佛教工艺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出色的。

五、教学的风范 僧祐当时以律学和文史著述驰誉江表,而他化导门下,于律部以外,也以经论文史为先。据《续高僧传·明彻传》:“彻因从祐受学《十诵》,随出扬都,住建初寺,自谓律为绳墨,宪章仪体,仍遍研四部,校其兴废。……移业经论,历采众师,备尝深义。”又同传《宝唱传》:唱投僧祐出家,咨禀经律,先后撰集《法宝联壁》、《续论》、《法集》、《华林殿经录》、《经律异相》、《名僧传》等。宝唱自称:“律师释僧祐,道心贞固,高行超邈,著述集记,振发宏要,宝唱不敏,预班二落,礼诵余日,捃拾遗漏。”刘勰也依僧祐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区别部类,广制文记,于定林寺,撰制经证。这都显示僧祐的学风和他门下的文采风度。

他因戒德高严,博学多才,在齐梁两代,备受朝野崇敬。晚年脚疾,梁武帝还请他乘舆入内殿为六宫受戒。他的缁素门徒有智藏、慧廓、宝唱、明彻、临川王宏、南平王伟、刘勰等一万一千余人。梁天监十七年(518)五月圆寂于建初寺,年七十四。葬于钟山定林寺旧墓,弟子正度立碑,刘勰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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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献专家僧佑

释僧佑,本姓俞氏,祖籍彭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自父亲一代起移居于京城建业。

僧佑是在社会上浓厚的佛教气氛下长大的。童年时曾随父母入建初寺礼拜,面对高大、庄严、慈祥的佛像,僧佑那颗幼小纯真的心灵,忽然涌发极大的感动,下决心要皈依三宝,当一名佛子。他踊跃顶礼,不肯回家。父母拗不过他,权且答应同意他入道。于是僧佑便留在建初寺,拜僧范和尚为师。

及至僧佑14岁时,家中又暗暗为他议婚。僧佑得知消息,躲到定林寺,投在法达法师门下。法达法师是一位道德高尚、守戒极严的僧人,在佛教界很有声望。僧佑竭诚向他学习,待到成年时,已成为一位信仰坚定、操守严明的佛徒,很顺利地受了具足戒。

这时他又改向著名的律学大师法颖和尚学习,经过几年的刻苦钻研,精通了各种律藏典籍,在律学造诣上取得了超迈前哲的成就。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盛修文教,招致名僧,讲论佛法,僧佑被请为讲律大师,听众常满七八百人。齐永明年中(483-493年),武帝诏命他作为朝廷特使,到三吴地区考核和甄别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式叉尼等僧侣五众,并宣讲《十诵律》,进一步申明受戒之法。这样,僧佑实际上已取得一代律学宗师的地位,备受僧、俗的爱戴敬仰。信徒们施赠给他的钱物堆积如山,僧佑把这些财物悉数用来修建定林、建初和其余诸寺,并设立无遮大集、舍身斋,还造立经藏,搜集和校阅佛教文献。一时之间,建业城中寺庙广开,法事大盛,研习佛学蔚然成风,对此,僧佑作出了重大贡献。

僧佑又有巧思,精通工艺技术。凡经他目测心算的事物,工匠们拿标尺复验,尺寸无误。所以光宅寺的铸佛和摄山的佛窟,以及剡县的巨大石佛像,都请僧佑设计规划,无不精妙绝伦。

梁武帝对于僧佑极为敬重,在佛教事务上遇到疑难,都派人请僧佑区处决定。当时僧佑已经年高,又患有脚疾,梁武帝特许他坐车子进入内殿,为六宫妃嫔授戒,足见他多么为时所重。在教团内部,僧佑的威望也极高。开善寺的智藏,法音寺的慧廓,都是佛教界的领袖人物,智藏还与僧旻、法云并称梁代三大家,但他们也都崇重僧佑的道德,一向以师礼奉侍僧佑。在世俗界,则有梁武帝的异母弟临川王萧宏、南平王萧伟两位名王,开府仪同三司陈郡袁昂等名宦,以及永康定公主、丁贵嫔等主、妃,都重视僧佑的戒范,请僧佑为自己授戒,很恭敬地把僧佑尊为师傅。

僧佑把律学作为自己的专业,以毕生的精力勤加钻研,并不懈地进行宣讲、推广工作。他认为,要永葆佛教的强大生命力,使佛法和僧伽欣欣向荣,最根本的一条是维护戒律的纯正和尊严。他追随律学大师法颖和上学律20余载,自己早晚讽诵律书40余年,每年春、秋两季登坛讲律各一遍,总共讲了70余遍。亲自听过僧佑讲律,或者亲由僧佑授戒的僧俗士庶,都很自豪地认为是僧佑的弟子。这样的白黑(即包括僧徒和未出家的信士)弟子累计达11000余人。由此也不难看出,僧佑在齐、梁两代享有多么崇高的地位,他对佛教的发展尤其是佛教戒律的推行作出了多么巨大的贡献。

僧佑对佛教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对佛教文献和史料进行了大量的卓越的收集整理工作。他著述丰富,计有《释迦谱》5卷,《世界记》5卷,《出三藏记集》10卷,《萨婆多部相承传》5卷,《法苑集》10卷,《弘明集》10卷,《十诵义记》10卷,《法集杂记传铭》10卷。其中《出三藏记集》和《弘明集》两书在佛教史上的影响最为重大和深远。《出三藏记集》是一部佛教目录学著作。自两汉之际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佛经的翻译和传抄渐多,对于译出经本加以整理,使学习者心中有数,便成为一项很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就是佛教目录之作,它应解决的问题包括:一、对于传抄忽略,遗失译者姓名者,应考定译经的时代;二、应搞清楚译著渊源,提供译者小传和翻译的时间、地点;三、年代久远,有可能产生出伪经,对此类伪经应加指出,以免贻误学者;四、对同一经本而先后有二种或二种以上不同译本的情况,当考订其异同;五、译者往往只节译一大本书的一部分,或抽译一套丛书中的一二种,对此应考出其译自何书;六、已佚失的书,应保存其书名,以备后人参考。要解决的问题多而重要,所以编定佛典目录的工作,在我国便成为一种专门学问。

在僧佑之前,已有不少人做过编制佛典目录的工作,但始作目录确然可信者只有晋代的支愍度和道安二人。道安的目录称为《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他留心译经事业,见闻广博,目光犀利,在广泛搜集译集的基础上,考证出译人和时代、经过,对佛经整理的贡献很大。但支愍度和道安的目录都早已失传,故僧佑的目录著作《出三藏记集》是中国佛教史上现存的一部最古的综合性经录。

《出三藏记集》简称《佑录》,由四个部分组成:一为《缘记》,略记译经的历史;二铨《名录》,记译籍名目、人世及异译、失译(译者姓名佚失者)、疑伪等,有不少部分根据《安录》,而加以增补;三录《经序》,即将每部译经的序言总录在一起,可借以了解译籍之时代,及其缘起。四为《列传》,为汉末以来的主要译师,上起安世高,下至道安、慧远、法显等共32人立传。

在这四个部分中,第三第四部分都是僧佑的创造。第三部分的经序,为其他经目所未有,却与后来出现的书录解题、书目提要等著作的作用相同;清代朱彝尊作《经义考》,每经录其前序和后跋,就是袭用了僧佑首创的方法。第四部分的列传,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早的僧传,可以考见后来僧传之因革和异同。

僧佑撰写《出三藏记集》态度极为严肃,他钻研了大量的佛典和世俗书籍,总结和借鉴了前人的宝贵经验,动笔时“秉牍凝翰,志存信史;三复九思,事取实录”,如此一丝不苟,终于写出了比前此众多经录较为完善的一部经录,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极为宝贵的研究资料。

《弘明集》可说是一部佛教历史文献汇编,总共收入有关佛教的论文、书札百余篇,附以僧佑本人的前序、后论各一篇。梁代以前名僧名士们有关佛教的著作,总集于此书,那些没有专集行世的作者,幸亏此书才得以保存了他们的部分作品,足见此书作为文献史料书的重要意义。

僧佑说明《弘明集》定名的原因说:“夫道以人弘,教以文明,弘道、明教,故谓之《弘明集》”。其实,他毕生的事业都是为了弘道、明教,以此而论,我们若把他称为弘明大师,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僧佑生于刘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年),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年)卒于建业建初寺,享年74岁。


水陆法会的缘起,据《释门正统》记载:相传梁武帝梦见一位神僧告诉他,六道四生受苦无量,为何不作水陆斋普济他们?这是所有功德中最大的功德。但该如何普济法,梁武帝问了很多僧人,他们都说不知道。醒来后,梁武帝又问宝志禅师,禅师建议他广寻佛教经论,将会有个结果。于是,梁武帝把许多贝叶经搬到法云殿,早晚披览,经过三年时间,撰成水陆仪文。随即在金山寺依仪修设。梁武帝亲临法会,并诏僧佑律师宣读仪文。这是水陆法会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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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佑大师与新昌大佛寺

大佛寺在新昌县城西南石城山中。东晋高僧昙光在此始创隐岳寺。南朝齐梁间、僧护、淑、?v三代依山开凿佛像,历30年而成,世称“三生圣迹”。像为弥勒跏跌,高16米,为江南最大石佛雕像。后又依崖构筑五层殿阁,佛龛大殿,浑然一体。新昌大佛寺为中国汉族地区142所重点寺院之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大佛寺位于新昌“千仞壁立,嵯峨怪石,环布如城”的石城山,离新昌县城西南0.5公里,创始于东晋永和初年(公元345年),为中国汉族地区142个重点开放寺院之一。这里群山环抱,奇岩突兀,亭台楼阁环布,古树修篁,故大佛寺又有“石城古刹”之称。寺内依山崖开凿30年的石弥勒佛像,南朝文学家刘勰誉之为“不世之宝,无等之业,旷代之鸿作”,后世称之为“江南第一大佛”。
关于石弥勒像的传说:大佛寺里最负盛名的文物是石雕弥勒大佛。据《新昌县志》记载,大佛开凿于南北朝时齐梁年间(约486一516年),前后营造30余年。据1984年有关部门测算,佛座高1.91米,佛身高13.74米,佛头高4.87米,耳长2.7米,两膝相距1016米。此佛像是中国江南第一大佛,可与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石窟中大佛相媲美,目前仍是全国屈指可数的几尊石雕大佛之一
关于大佛寺的传说:新昌大佛寺创建于至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据《高僧传》记载,公元345年,高僧昙光为领略浙东的奇山异水,尤其受当时杰出的高僧竺道潜和支遁归隐浙东的影响,慕名来到石城山。昙光栖于石室,草建“隐岳寺”,这就有了新昌大佛寺的开始。昙光是江苏昆山人,自幼出家,拜访名师,钻研佛学,成为一位有影响的僧人。
130年以后,僧护来到石城山隐岳寺,做了隐岳寺的住持。他见寺北有青壁干余尺,每至其下,“闻管弦声或发光怪”,决心就壁刻成佛像。石壁坚硬,进展慢,至僧护圆寂时,只粗粗凿出头部形象。其弟子僧淑等继其业,因“资力莫由”而停工。受建安王萧伟之邀,僧佑来到隐岳寺,见僧护和僧淑所凿的石佛“失在浮浅”,再次招集工匠雕刻四年,造成极精美的石弥勒佛坐像。南朝梁著名文学论批评家刘勰,特为之作了2200多字的《梁建安王造石城山石佛像碑记》,赞誉这座石弥勒像是“不世之宝,无等之业。”这座“命世之壮观,旷代之鸿作”是经过僧护、僧淑、僧佑三人相继建造而成的,主体工程的设计和完成者是僧佑。在大佛寺大雄宝殿的三层楼阁上,立有“三生圣迹”的匾额,就是指这三位法师锲而不舍地雕凿石佛的历史。
据《嘉泰会稽志》载,唐会昌五年(845年),石城建瑞像阁三层。五代后石城寺曾经遭火焚。后道兵燹,殿堂均毁,唯十丈金身石弥勒佛像独存。清朝末年,重建五层高阁,重装大佛及罗汉像。1925年,在寺门口立碑,上书“大佛寺”。至此,寺庙改称大佛寺,沿用至今。
关于大佛寺的地位:大佛寺被列为浙江省省点文物保护单位。1983年后,又被国务院定为汉族地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每天前来参观游览、朝山拜佛的游人香客络绎不绝,人们无不赞叹这座鸿姿巨佛和周围的幽美的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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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魏晋南北朝这些艺匠,开始被着之竹帛,传之史册最早的是僧佑和戴逵父子。僧佑是《弘明集》及《出三藏记集》的作者,僧佑生长于南方,年十四受业于沙门法颖,大精戒律。后受梁武帝的礼敬“深相礼遇,凡僧事硕碍,皆剌就审决。”在当时是具有影响力的高僧,也是一位用功精进的学者,其在《佑录》中自述说:“广讯众典,披览为业,或专日遗食,或通夜继烛。虽复管窥迷天,蠡测惑海,然游目积心,颇有微悟。”所以《梁高僧传》中称他:“大精律部,有迈先哲。”有关僧佑造像的记载有光宅、摄山大佛及剡县石佛的经始。“佑为性巧思,能目准心计,及匠人依标,尺寸无爽。故光宅、摄山大像、剡县石佛等并请佑经始。”光宅寺是梁武帝继位后舍斋为寺,天监六年使僧佑造无量寿佛。(《南朝寺考》)摄山大像及剡县石佛,是僧佑在南朝时所设计监造的两处罕见石窟,摄山大像即前面所提到的南京栖霞寺石窟,佛身连座高四丈。剡县石佛即在浙江新昌宝相寺,于齐建武时建而未成,天监七年敕遣僧佑专任豫事。此石佛规模之大为当时罕有,佛身高十丈,覃思精审,壮丽特殊,鲜少比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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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曲线型:根据愿力而展现出来的一种生命提升的方式。比如说,这一生需要我扮演一个讲法师,而在下一生需要我扮演一个禅定师。喻:道宣律师就是这样子。他的上一生是一个修行量很高僧佑律师,而这一生转世以后就是道宣律师(介绍http://bbs.ningma.com/viewthread.php?tid=3365),虽然道宣律师的功夫没有僧佑律师高,但这一生道宣律师著作非常多,将整个汉地的戒律整顿了一遍,他的资粮在这里。从唐朝到现在四分律之所以能够弘开,主要是他的功德,影响了上千年的中国佛教。后来三大部被鉴真大师(道宣律师的徒孙)带到日本,再后来民国时期弘一大师又从日本传回中国,因缘不可思议。他的曲线型是跟时代因缘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他那个时候著作南山三大部,或者著的晚一点,现在能不能看到南山三大部就不一定了。
摘自http://bbs.ningma.com/viewthread.php?tid=4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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